1338章 科学界不纯粹！

一周后，乐乐的身体像在进行一场静默而复杂的系统重构。每天的血液、尿液、代谢物分析，都显示免疫系统在缓慢而坚定地重新学习平衡。那些过度活跃的炎症通路被温和地抑制，休眠的调节通路被小心翼翼地唤醒，代谢紊乱被精确地纠正。

    说明调节方案是有效的，这是系统调节理论在非肿瘤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

    “像在修复……一件……极其精密的仪器。”徐志良这样形容，“每一个……微调……都会影响整个系统。”

    事实上，治疗过程远比修复仪器复杂。每天上午，杨平、徐志良和整个医疗团队要花三个小时分析前一天的完整数据，然后基于乐乐身体的实时反应，微调当天的方案。

    “这就是系统调节的精髓。”杨平在讨论会上说，“不是‘给药-等待结果’，而是‘干预-观察-微调-再观察’的动态过程。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复杂系统，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案。”

    第七天早上，当杨平给乐乐做例行检查时，孩子问了一个问题：“杨医生，等我好了，是不是就不用每天都抽血了？”

    “会减少很多。”杨平温和地说，“但可能还是要定期检查。”

    “那我能去上学吗？”

    “等这次治疗完成，指标稳定了，就能上学。”

    乐乐的眼睛亮了，对长期住院的孩子来说，“上学”这个词，代表着回归正常世界的一切可能。

    上午八点，唐顺带着三国案件的最新进展来到病区的主任办公室。

    “美国那边进展最快。”唐顺非常兴奋，“加州检察官已经正式起诉那个整体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史密斯博士，罪名包括重大医疗过失、欺诈和专利侵权。”唐顺打开平板电脑，“在搜查他办公室时，警方发现了一本详细的‘客户关系管理手册’，里面记录了如何筛选‘易受影响的富裕患者’，如何用‘诺贝尔奖光环’包装治疗，以及当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时，如何引导他们归咎于‘理论本身有问题’。”

    杨平的眼神冷了下来：“也就是说，对我们的投诉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没错，手册里甚至有一个章节叫‘危机转移策略’，详细描述了如果治疗失败，如何通过操纵舆论将责任转嫁给原始理论团队。”唐顺翻到一页截图，“你看这里——‘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后，要强调这是前沿科学不可避免的风险，暗示杨平团队隐瞒了这些风险’。”

    宋子墨也进来了，带来了英国的消息：“伦敦警方传回了最新情况。那家‘替代医学中心’的负责人英国人凯瑟琳·韦伯，曾经是汉斯·伯格教授的学生。警方在她的电脑里发现了与伯格的加密邮件往来，时间正好是我们获奖消息公布后不久。”

    汉斯伯格？这可不是普通人，一个德国知名的医学教授。

    “邮件内容？”杨平问道。

    “部分已解密，伯格在邮件中提供了我们早期论文的详细解读，指出‘哪些部分可以简化，哪些风险可以隐瞒’，并建议她‘重点针对富裕的慢性病患者群体，他们对传统医学失望，容易接受新理念’。”宋子墨表情严峻，“更糟的是，伯格还提供了他编辑过的一份‘简化版治疗方案’，删除了所有关于监测、调整和风险告知的内容。”

    杨平闭上眼睛，学术争议升级为商业共谋，一位知名学者成了医疗欺诈的帮凶，这个事实比任何竞争对手的攻击都更令人痛心。

    “日本那边呢？”他问。

    张林刚好推门进来：“东京警视厅的审讯有了突破。那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社长山田承认，他们的‘系统调节生物制剂’概念，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伯格教授的讲座后产生的。伯格在讲座后的私下交流中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商业蓝海’，并提供了‘简化版理论框架’供他们包装产品。”

    三国的线索，全部指向同一个名字——汉斯·伯格。

    “教授，我们要公开这些吗？”唐顺问。

    “不。”杨平沉思后说，“这是警方的调查证据，在正式起诉前不能公开。而且……”他顿了顿，“伯格是国际知名学者，如果我们现在公开，可能会被解读为报复，让法律程序走完。”

    “可他明显在幕后操纵这一切！”张林愤愤不平。

    “那就在法庭上证明。”杨平平静地说，“用确凿的证据，而不是舆论审判。”

    上午十点，乐乐开始了最后阶段的调节治疗。这一阶段的重点不再是抑制或激活某个通路，而是让整个系统在现有平衡点上“稳定下来”。

    杨平对乐乐父母解释：“就像学自行车，一开始需要辅助轮，然后慢慢撤掉辅助，让孩子自己找到平衡点。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撤掉辅助轮的过程。”

    治疗很温和，只是将前一阶段的药物剂量再次减半。

    中午时分，杨平接到了曼因斯坦教授的国际长途。

    “教授，我听说了三国案件的进展。”曼因斯坦的声音透着疲惫，“伯格的事……我很抱歉。我认识他三十年了，一直以为他只是固执、保守，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这不是您的错。”

    “但这是科学界的耻辱。”曼因斯坦叹气，“一个学者，因为嫉妒和利益，竟然参与伤害患者的事。这比任何学术造假都严重。”

    他停顿了一下：“德国科学院已经开始内部调查。伯格已经被暂停所有职务。但我觉得，这还不够。他应该被永久驱逐出科学界。”

    “让法律来决定吧。”杨平说，“如果证据确凿，他面临的不仅是学术声誉的破产。”

    “还有一件事。”曼因斯坦压低声音，“我听说，伯格不是唯一的，欧洲和美国有一些保守派学者，他们对系统调节理论获奖非常不满，认为这是‘东方科学对西方医学传统的挑战’，他们可能在策划更系统的反击。”

    杨平苦笑：“科学有国界吗？”

    “在理想中没有，但在现实中会有。”曼因斯坦坦诚地说，“你的成功，让很多人感到威胁。不仅是学术地位，还有背后的利益，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商、既有的治疗体系。系统调节理论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你的每一次颠覆性的创新都会扰动这些既得利益者。”

    “教授，你不是一个人。”曼因斯坦坚定地说，“我和很多欧美学者都支持你。我们正在联名撰写一份声明，支持系统调节理论的科学价值，谴责任何形式的盗用和歪曲。这周末会在《科学》《自然》《柳叶刀》同步发表。”

    “谢谢。”杨平真诚地说。

    “不，我们应该要谢谢您。”曼因斯坦说，“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科学家如何同时保持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社会的责任。”

    通话结束后，杨平站在窗前，久久不动。窗外，研究所院子里那棵巨大的榕树在阳光下舒展枝叶，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

    科学、利益、伦理、法律、国际关系……这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让原本单纯的科研工作变得如此沉重。

    科学是纯粹的，但是科学界不纯粹！

    傍晚，张林带来了全球舆论的最新动态。

    曼因斯坦教授提到的联名声明提前泄露了，在学术圈引起震动。目前已有超过两百位国际知名学者签署，涵盖免疫学、肿瘤学、神经科学、代谢病学等多个领域。声明中有一段话被广泛引用：

    “系统调节理论代表着医学理论模式的重大转变。任何前沿科学的早期应用都伴随风险，但这不应成为阻止探索的理由。我们支持杨平团队对科学伦理的坚守，谴责任何盗用科学名义伤害患者的行为。科学的未来在于开放合作，而非狭隘保护。”

    《自然》杂志将配发社论，标题是《科学的良心：当探索遇到边界》。

    与此同时，三国案件的更多细节通过合法渠道逐渐披露。公众开始理解，那些受到伤害的患者不是因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故意歪曲和简化了理论。

    “舆论彻底逆转了。”张林展示着社交媒体数据，“现在的主流声音是支持我们，并要求严惩盗用者。还有患者权益组织发起联署，要求加强前沿医学技术的监管。”

    唐顺补充道：“更实际的是，之前那些怀疑我们的合作机构，现在主动联系要求加深合作。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严谨和责任感。”

    杨平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舆论如潮水，今天可以涌向这边，明天可能就退去。真正重要的是乐乐床边的监测数据，是那些还在接受调查的受害者，是系统调节理论下一步该如何完善。

    次日，杨平在办公室召开了团队会议，这次不是危机应对会，而是真正的科研讨论会。

    “基于过去七天治疗乐乐的全过程数据，加上三国事件暴露的问题，我有几个想法。”杨平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大圆圈，代表“系统调节理论”，然后从圆圈引出三条线。

    “第一条线，理论深化。”他在第一条线旁写下：“稳定性的数学定义”。我们目前用多项指标综合评估系统状态，但这是描述性的。能不能建立一个‘系统稳定指数’，像地震的里氏震级那样，用一个数值量化复杂系统的抗扰动能力？”

    蒋季同立刻回应：“就像工程学里的‘鲁棒性’和‘弹性’概念。系统不仅要在静态下平衡，还要保持动态平衡。”

    徐志良加入讨论：“这需要……大规模的患者数据。不只是……乐乐的，而是不同疾病、不同年龄、不同遗传背景的人群在健康状态下的‘系统基线’。然后……我们才能定义什么是‘偏离’，以及‘偏离多少’需要干预。”

    “所以这是长期工作。”杨平在第一条线下注明：“需要3-5年，多中心合作”。

    “第二条线，”他指向第二根线，“也是最紧迫的：前沿医学理念的安全转化体系。”

    白板上出现了几个关键词：培训、认证、分级实施、持续监督。

    “这次三国事件暴露的根本问题是：当一个新的医学模式出现时，如何确保它不被误用？”杨平转向团队，“我们发表论文、做学术报告、开研讨会，但那些真正想应用的人——医生、诊所、生物科技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训练。他们试图用‘旧地图’走‘新地形’，结果就是迷路和事故。”

    宋子墨点头：“伯格提供的‘简化版方案’，本质上是把系统医学强行塞进传统药物开发的模具里。但系统调节不是一种药，而是一套方法，一套理论，需要实施者理解复杂系统的基本原理。”

    “所以我想建立一个‘系统调节临床实施认证体系’。”杨平清晰地说出这个构想，“不是商业培训，而是公益性的、严格的教育和评估体系。分为几个层级：基础理论认证、专科应用认证、高级动态调整认证。只有通过完整认证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才能获得我们的完整技术方案支持，包括访问我们开发的监测分析平台。”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想法的分量。

    “这会是巨大的工作量。”宋子墨终于说，“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考核标准、国际法律差异、持续监督机制……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全职工作三年才能建立雏形。”

    “还会涉及利益冲突。”小五务实地说，“如果我们认证某些机构而不认证其他机构，会不会被指责垄断？如果我们收费，会被说商业化；如果不收费，如何维持运营？”

    杨平早已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它不能只属于我们。我建议联合曼因斯坦教授、以及声明中其他国际学者，共同发起一个‘国际系统医学转化联盟’，以K疗法的培训为基础进行拓展，作为中立非营利组织运作。认证标准公开透明，培训材料开源共享，实施过程接受第三方监督。至于费用，可以采取分级模式：低收入国家免费，高收入国家收取成本费，盈余用于支持前沿研究和患者援助基金。”

    他停顿了一下，看向窗外渐暗的天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系统调节理论能帮助更多人，就必须建立确保它被正确使用的体系。否则，今天有伯格提供简化方案，明天还会有其他人。我们不能每次都在伤害发生后补救，而要在伤害发生前设防。”

    “第三条线呢？”唐顺问，他一直在做记录。

    杨平在第三条线上写下两个字：沟通。

    “科学家需要学会与公众对话。”他说得缓慢，每个字都有重量，“系统调节理论对普通人来说太抽象，这给了投机者曲解的空间。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向患者、向公众、向政策制定者解释，做出持续的科普。”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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