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达尔文进化论
放学后,唐绍仪先生将林怀安单独留了下来,在弥漫着淡淡通风后残留气味的实验室里。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唐先生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冷淡。
“知道。
一,在操作高危试剂时,注意力不集中,受外界干扰。
二,胶头滴管使用前检查不细,未能发现其老旧可能导致的隐患。
三,实验台物品摆放未尽合理,存在碰撞风险。
归根结底,是未能将‘安全第一,严守规程’真正刻入脑中,存在侥幸和疏忽心理。”
林怀安垂首回答,这些都是他在等待处分时反复思考过的。
唐先生点了点头,语气稍缓:
“分析得还算到位。
科学实验,探索未知,本身就伴随着风险。
这风险,既可能带来突破,也可能带来灾难。
区别就在于,是否用最严谨的态度、最规范的操作,去驾驭它,规避它。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这不仅是为人之道,更是科研之基。
今日之危墙,便是你那一瞬间的疏忽,和那支老旧的滴管。”
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操场上散去的稀疏人影,背影显得有些孤峭。
“你很聪明,有想法,甚至有点急智。
但今日之事,给你,也给所有同学敲响了警钟。
聪明和急智,在科学面前,有时一文不值。
甚至可能因为自恃聪明,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看似笨拙的规程,酿成大祸。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
韩非子此言,你要牢记。
处理简单的事情谨慎,以避免灾难;对待细节恭敬,以成就远大。
今日一滴硝酸,明日或许就是国之重器。
你若想将来在科学上有所建树,这种对规程、对细节、对安全的敬畏之心,必须融入你的血液,成为你的本能。
否则,不如趁早离开实验室。”
这番话,如同重锤,敲打在林怀安心上。
他心悦诚服地低头:
“学生谨记先生教诲,必当深以为戒,绝不再犯。”
唐先生转过身,看着他,目光中有审视,也有一丝极淡的、难以察觉的别的什么。
“另外,”
他顿了顿,“危急时刻,你能先推开同伴,而非自顾逃命。
此非关学问,关乎品性。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此亦君子之德。
望你保持。
去吧,好好写检讨。
要真正触及思想,而非敷衍了事。”
“是,谢先生教诲。”
林怀安躬身行礼,退出了实验室。
走在回家的路上,秋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
林怀安的心情复杂难言。
背上了一个记过处分,还要当众检讨,这无疑是个污点,也让他有些沮丧。
但唐先生最后关于“品性”的话,又让他心中升起一丝暖意和力量。
这次事故,像一记惊雷,在他看似平稳的学校生活中炸响,让他真切地体会到了“责任”、“风险”、“规程”、“本能”这些词语的重量。
这重量,与历史课的沉重、军训的冷酷、国难日的悲愤截然不同,它更加个人,更加具体,也更为尖锐地提醒他: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而一个人的选择与反应,往往就在那一瞬间,定义了许多东西。
他想起自己那篇等待刊发的文章,《于无声处听惊雷》。
未曾想,惊雷未在纸上响起,却先在化学实验室的瓶罐中,以一种如此戏剧性而危险的方式,给了他一次深刻的教训。
这或许也是某种“惊雷”吧?一种关于成长、责任与敬畏的惊雷。
胡同口,卖烤白薯的炉火在暮色中闪着温暖的光。
林家小院熟悉的灯光和饭菜香气隐约传来。
林怀安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板。
处分要背,检讨要写,但路,还要继续走。
只是,从今往后,脚步要更稳,心思要更细,肩上的担子,似乎也愈发沉重而清晰了。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三。
化学实验风波的余震尚未完全平息。
记小过、留校察看、公开检讨,还有一笔需要从本已拮据的伙食费中扣除的赔偿金,像几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林怀安心头。
处分通告贴在训导处外的布告栏上,引来不少或好奇、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他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但走在校园里,总觉得脊背有些不自在。
刘明伟则像犯了错的小狗,一有机会就凑过来,满脸愧疚地想帮忙做些什么,反而让林怀安更觉无奈。
“明伟,这事翻篇了,别再提了。”
林怀安在又一次被刘明伟塞过来两个热乎乎的芝麻烧饼后,终于忍不住道,“是我自己疏忽,与你无关。你再这样,倒让我不自在了。”
“可是,怀安哥,要不是因为我……”
“没有‘要不是’。”
林怀安打断他,语气认真,“记住唐先生的话,科学实验,规程第一。
这次是我们共同的教训。
你若真过意不去,以后实验课,咱们互相提醒,盯紧每一个步骤。”
刘明伟重重点头,眼圈有点红:“嗯!我一定盯得死死的!”
风波带来的也不全是负面影响。
马文冲、王大珩等朋友私下表达了关切和支持。
连平日里与林怀安辩论的周世铭,也在走廊相遇时,难得地主动点了点头,虽然没说话,但那目光里的意味,似乎比纯粹的幸灾乐祸要复杂一些。
也许,实验室里那电光火石间的反应,让他对林怀安有了些许不同的看法。
而训导主任在宣布处分时,除了批评,也提到了“危急关头能顾及同学,尚有可恕之处”,这让他避免了更严厉的对待。
生活总要继续,课程也按部就班。
上午最后一节,是生物课。
授课的是一位姓胡的先生,名为松,年约四旬,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是个典型的学者型教师。
他讲课不重趣味,但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尤以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讲解而闻名。
胡先生夹着一叠发黄的讲义和几本厚重的洋文书走进教室。
他没有立刻开讲,而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遒劲的大字:“天演论”与“进化论”。
“上堂课,我们结束了植物分类概述。
今日起,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章节——生物进化。”
胡先生推了推眼镜,声音平稳,“提到进化,则必提达尔文,提《物种起源》。
然则,此学说自严几道先生译介为‘天演论’传入中土,已三十余年,其影响,早已超出生物学范畴,渗透于思想、政治、社会诸领域,与我国运之思、救亡之论紧密纠缠。
故今日之课,我们不仅讲生物之进化,也略论思想之流变,以期诸位能明其本源,辨其流衍。”
这开场白立刻吸引了林怀安的注意。
他暂时抛开心中的烦闷,坐直了身体。
胡先生从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说讲起,引出达尔文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观察雀喙、地雀、龟甲差异,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
他讲解自然选择的力量,讲解遗传与变异,讲解化石记录的支持。
他的讲述,客观、冷静,充满了严谨的科学细节。
“……是故,达尔文之理论,核心在于,物种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漫长地质年代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演变而来。
推动这演变的根本力量,是生存竞争,是自然对有利变异的保存、对不利变异的淘汰。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八字,道尽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无声而惨烈的活剧。”
他引用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原句,也引用了赫胥黎为进化论辩护的雄辩文章。
林怀安听得入神,笔记记得飞快。
这严密的逻辑,这基于大量观察和证据的推论,与唐先生的科学实证精神一脉相承,为他打开了一个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新视角。
然而,胡先生话锋一转:“然则,当此学说,经严复先生之笔,以《天演论》之名传入我积贫积弱之中华,其意涵,已大为不同,甚至发生了奇妙的‘嬗变’。”
他转身,在黑板上“天演论”三字下,划了一道重重的线。
“严先生译此书,非为纯然介绍生物学新知。
其心也炽,其情也切。
彼时甲午新败,国势危殆,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
严先生译介西学,意在警醒国人:
世界乃一竞争之场,国与国、种与种之间,亦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我中华若不自强,不思变革,则难免于‘天演’淘汰,亡国灭种!”
胡先生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一种沉重的历史感:
“故《天演论》一出,洛阳纸贵,震动朝野。
其影响之巨,梁启超曾言:‘……《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 何以至此?
因其切中了时代最痛之神经:存亡!
它以一种看似科学、无可辩驳的宇宙公理形式,告诉国人:
落后就要挨打,衰弱必致灭亡,此乃天演之公例,非人力所能抗拒,亦非道德仁义所能挽回!
唯有奋发图强,顺应‘天演’,方能保国保种!”
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和胡先生沉稳而有力的讲述。
林怀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
他读过一些介绍进化论的文章,也模糊知道“物竞天择”的说法,但从未如此清晰地理解,这套源自生物界的理论,是如何被“翻译”和“重塑”,成为一种激励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武器的。
“自此,”
胡先生继续道,“‘进化’、‘竞争’、‘淘汰’、‘适者生存’之概念,深入人心。
维新派以此倡变法,革命党以此呼共和,知识分子以此批判旧学、倡导新学。
其功甚伟,可以说,近代中国之变革思潮,多蒙‘天演’之洗礼。
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历史是进步的,是线性的,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进化’的。
而我们中国,正处于这进化链条上关键而危险的一环,不进则退,不退则亡。”
“然则,”
胡先生再次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变得锐利而复杂,“此一思想武器,锋利无匹,却也易伤人伤己。
其流弊,亦随之而生。”
他停顿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也似乎在观察学生们的反应。
林怀安屏住呼吸,预感到接下来的内容将更为关键。
“其一,将生物界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简单搬用于人类社会、国际关系。”
胡先生缓缓道,语气中带着批判,“达尔文言‘适者生存’,本指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然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引申,则变为‘强者生存’,‘优等民族’统治甚至淘汰‘劣等民族’之理论依据。
此论调,正为欧美列强之殖民扩张、日本之军国主义,提供了所谓‘科学’的辩护!
彼等视侵略为‘文明’对‘野蛮’之‘开化’,视掠夺为‘优等种族’之天然权利。
而我等受欺压之民族,若亦全盘接受此逻辑,则难免自认‘劣等’,陷入绝望,或同样崇拜强权,以暴易暴,失却人道之本。
文明不等于种族,我们现在的文明不行非我们种族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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