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等待出击
1946年的深秋，密支那的凤凰树落完了最后一批叶子。
红彤彤的花瓣铺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厚地毯上。余洁琳看着满地的花臂，说这些花瓣处理完之后可以用来沤肥，于是就让家属村的妇女们扫了一筐又一筐，堆在荣军农场的田间地头。赵四拄着拐杖站在地头，看着那些花瓣，笑得合不拢嘴。
“还是夫人聪明，这是免费的好肥料，说不定咱们明年稻子还能多打两成。”
日子过得比预想的稳。
但稳的背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转——技术。
我们的部队目前已经有五万人马，装备有美械、有苏械、有缴获的日械，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目前部队里能修这些装备的人，我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乔·拜登只有一个，殷嘉文只有一个，技术士官第一批第二批加起来才一百多人。坦克坏了找他，大炮坏了找他，电台坏了也找他。乔·拜登忙得脚不沾地，一天到晚泡在维修车间里，连吃饭都在车间里对付。
“王，这样下去不行。”乔·拜登有一次从车间里爬出来，浑身油污，脸上的黑灰擦都擦不干净，“我只有一双手，修不过来。你得给我人。”
“人从哪来？”
“招。从部队招，从老百姓里招，从克钦族里招。只要脑子好使、肯学，我就教。”
我看着他那张黑乎乎的脸，心里一动。“乔，你想不想当老师？”
他愣了一下。“什么老师？”
“咱们办一所学校怎么样？技术学校。我让你当校长，教机械、维修、土木。陆佳琪教装甲，冯锦超教炮兵，余洁琳教医疗。殷嘉文那些人当助教。从部队和老百姓里招生，免费教学，包吃包住。毕业了，分配到部队、工厂、农场。”
乔·拜登的眼睛慢慢亮了起来。他放下手里的扳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王，你这是认真的？”
“认真的。”
“那我跟你提个条件。”
“说。”
“学校的设备，你得给我配齐。机床、焊机、测量工具、教学模型，一样不能少。没有设备，我教不出好学生。”
“设备的事，我来解决。你只管教。”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我干了。”
办学校的事，在核心会议上提出来后，大家一致同意。
黄翔主动请缨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他带着工兵团的人，在密支那城东选了一块地，紧挨着工业区，交通方便。工兵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盖了三排砖木结构的平房，作为教室和宿舍。又盖了一个大车间，作为实训基地。
设备是最头疼的事。机床、焊机、测量工具，这些东西在缅甸买不到，得从外面运。田超超通过香港的渠道，从英国和印度买了一批旧设备，虽然旧，但能用。乔·拜登带着技术士官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设备一台一台调试好，安装到位。
学校取名“澜沧职业技术学校”。名字是我想的，不花哨，实在。
“职业技术学校，就是教技术的。不教打仗，教吃饭的本事。”
招生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来报名的人挤破了门。有部队的士兵，有家属村的青年，有克钦族、掸邦、傈僳族的子弟，有从国内逃难过来的年轻人。最大的三十岁，最小的十五岁。有人识字的，有人一个大字不识。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想学一门手艺，想活下去，想活得更好。
第一批招了一百二十个人，分四个班。机械班、维修班、土木班、通讯班。余洁琳又加了一个医疗班，专门培养护士和卫生员。
开学那天，我站在学校门口，对着那一百二十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这片土地。”
一百二十个人站得笔直，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的眼睛都很亮。
乔·拜登如愿的当了学校的校长，同时还兼任着机械班和维修班的老师。他站在讲台上，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讲课，讲到激动处就蹦出几句英文，然后让旁边的技术士官翻译。他的课不枯燥，因为他教的都是实战经验。坦克发动机怎么拆，变速箱怎么修，履带怎么换，都是他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
“这个螺丝，拧紧了，坦克能跑一百公里。拧不紧，跑十公里就松了。松了，履带掉了，坦克趴窝了。趴窝了，就是敌人的活靶子。”
学生们听得入神，有人在本子上记，有人盯着他手里的工具看，有人嘴里念念有词。
陆佳琪教装甲战术。他站在校场上，指着那辆被当作教具的谢尔曼坦克，声音大得像打雷。
“坦克不是铁棺材，是铁拳头。拳头怎么打？不是伸出去就算了，要打准，要打狠，要打得敌人爬不起来。你们学的是修坦克，但你们要知道坦克是怎么打仗的。知道了，才知道哪里容易坏，坏了怎么修。”
学生们围着坦克，有人钻到车底下去看底盘，有人爬上去看炮塔，有人打开发动机舱盖看里面的构造。殷嘉文带着技术士官们，手把手地教他们拆装零件。
“这个叫活塞，发动机的心脏。它坏了，发动机就废了。”
“这个叫曲轴，把活塞的上下运动变成旋转运动。它坏了，坦克就趴窝了。”
“这个叫变速箱，把发动机的动力传到履带上。它坏了，坦克就跑不动了。”
学生们听着，记着，有人问问题，有人动手拆。一个克钦族青年，叫阿瓦，二十岁，身材敦实，手指粗短，但拆起零件来异常灵巧。殷嘉文教他拆了一台发动机，他看了两遍就会了，拆下来的零件按顺序摆得整整齐齐。
“阿瓦，你以前修过东西？”殷嘉文问他。
“没有。”阿瓦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克钦口音，“但我爸是铁匠，我从小看他打铁。”
殷嘉文笑了。“铁匠的儿子，天生干这行的料。”
阿瓦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余洁琳的医疗班开在野战医院旁边。她带着十几个女学生，教她们打针、换药、接生、护理。学生们大多是华侨和克钦族的姑娘，有的连字都不认识，但学起来很认真。
余洁琳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人体骨骼图，指着上面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教。
“这是头骨，保护大脑。这是肋骨，保护心肺。这是股骨，大腿骨，人体最长的骨头。”
学生们跟着她念，磕磕绊绊的，但没有人放弃。
一个克钦族的姑娘，叫玛瑙，十八岁，眼睛很大，手很巧。她学打针，一开始手抖得厉害，扎了好几次都扎不准。余洁琳握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教，直到她学会了。
“玛瑙，你以后想干什么？”余洁琳问她。
“我想当护士。”玛瑙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寨子里没有医生，有人生病了，只能硬扛。我想学了回去，帮他们治病。”
余洁琳摸了摸她的头。“好姑娘。”
技术学校的创办，为澜沧军培养了一大批本土技术人才。第一批学生还没毕业，就有一些华侨的工厂和部队来要人了。陈顺超的工兵团要土木班的学生，乔·拜登的维修车间要机械班和维修班的学生，陆佳琪的装甲旅要装甲维修的学生，野战医院要医疗班的学生。
“军座，这批学生，我要十个。”陈顺超站在我面前，眼睛放光。
“十个？你胃口不小。”
“修路、架桥、盖房子，都需要懂技术的人。工兵团的老兵只会扛锹挖土，不懂图纸，不会测量。这批学生正好补上。”
“等他们毕业了，再说。”
学校的运转需要钱。设备、教材、教具、学生的食宿，每一样都要花钱。田超超把账本摊在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数字。
“军座，技术学校这个月支出了三千美金。主要是买设备和教材。”
“三千美金，不少。”
“但值。”田超超合上账本，“这批学生毕业了，就是咱们自己的技术骨干。不用再求外人。”
我点了一根烟。“值，而且还得接上，第二批第三批，要抓紧做好准备。如果可以用的人不够，就去老家那边招，给待遇给福利给土地，只要他们肯来。”
田超超知道，我说的“老家”是指国内方面，现在重庆和中共在国内打的昏天黑地，老百姓生活艰难，缅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庇护之所，从云南过来也方便，而且这一块说白了基本上底子都是我们远征军的人，过来了很快就能融入到一起。
经济在快速发展，问题也跟着来了。
翡翠矿的收入稳定了，边境贸易开通了，华侨资本进来了，工业区里的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开。碾米厂、织布厂、木材厂、肥皂厂、印刷厂，还有陈老板和林老板的纺织厂。工人从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了上千人，产品从密支那卖到了八莫、葡萄，甚至卖到了云南边境。
但经济一热，物价也跟着涨了。
大米的价格比年初涨了三成，布匹涨了两成，盐巴涨了四成。工业品本来就短缺，现在更贵了。老百姓手里有钱，但买不到东西，或者买不起东西。
少数做生意的华侨和本地商人，借着这波热潮发了财。有人囤积居奇，有人哄抬物价，有人以次充好。贫富差距一下子拉大了。有人在工厂里做工，一个月赚的钱够全家吃饱；有人在荣军农场种地，收成好了能过日子，收成不好就得勒紧裤腰带；还有人在城门口摆摊卖点零碎，勉强糊口。
一天，王涛拿着一份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脸色不太好看。
“军座，城西的家属村有人闹事。”
“闹什么事？”
“几个老兵家属在粮店门口吵起来了。说粮价太高，买不起米。粮店的老板说进价就贵，他也没办法。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差点动手。”
我放下手里的铅笔。“走，去看看。”
城西的粮店门口围了一圈人。几个穿着旧军装的女人站在最前面，手里攥着布袋，脸上全是愤懑。她们的男人都是澜沧军的伤残老兵，在荣军农场种地，或者在工厂做工，收入不高。粮价的上涨，对她们的影响最大。
“王副军长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人群让开一条路。我走过去，看着那几个女人，心里不好受。
“大嫂，怎么回事？”
一个女人站出来，眼圈红了。“军座，米价涨得太快了。上个月一斤米还两毛，这个月就三毛了。我们家五口人，一个月要吃五十斤米，光米钱就要十五块。我家男人在农场干活，一个月才挣二十块，剩下的五块钱要买盐、买油、买布，哪够啊？”
另一个女人接话。“不光米价涨，布也涨，盐也涨。什么都涨，就是工钱不涨。”
我转过身，看着粮店的老板。老板是个华侨，姓周，四十多岁，胖乎乎的，脸上的表情很为难。
“周老板，米价为什么涨？”
“军座，不是我要涨，是进价涨了。掸邦那边的粮商涨价了，一担米比上个月贵了五成。我不涨价，就得亏本。”
我沉默了一会儿。
“周老板，你进一担米，卖出去，能赚多少？”
周老板犹豫了一下。“军座，我说实话。进价十块，卖十二块。赚两块。”
“以前呢？”
“以前进价六块，卖七块。赚一块。”
“进价涨了，你的利润也涨了。”
周老板的脸色变了。“军座，我——”
“我不是说你不能赚钱。做生意，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能赚黑心钱。老百姓买不起米，你赚再多，也是空的。没有人买你的米，你的米烂在仓库里，你赚什么？”
周老板低下了头。
“从今天起，粮价由政府定。进价多少，加一成利润，卖。不准囤积，不准抬价。谁违反，吊销执照，没收货物，逐出密支那。”
周老板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来。
我转向人群。
“大嫂们，米价的事，我来解决。你们回去，等消息。”
那几个女人的脸色好了一些。
回去的路上，王涛开着车，沉默了很久。
“军座，物价的问题不光是米。布、盐、油、肥皂，都在涨。”
“我知道了。”
“那咱们怎么办？”
“定价。政府定价。所有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商人可以从政府进货，按政府定价卖，赚固定的利润。不准私自涨价，不准囤积居奇。”
“这样会不会得罪商人？”
“得罪商人，比得罪老百姓好。”我点了一根烟，“商人生意做不下去，可以走。老百姓没饭吃，能走吗？”
王涛点了点头。
物价的问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基本控制住了。政府成立了物资供应处，由黄翔兼任处长，负责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定价和销售。粮食从掸邦和荣军农场采购，布匹从纺织厂采购，盐巴从边境贸易进口，肥皂从本地工厂采购。统一进，统一卖，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周老板的粮店成了物资供应处的代销点，卖的是政府定价的米，利润固定，不用担心亏本，也不用担心被人骂。他笑着对我说：“军座，这样好。赚得少了，但睡得踏实了。”
物价稳了，民心就稳了。
1946年的冬天，密支那的天气比往年冷。
荣军农场的稻田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稻茬。赵四蹲在地头，用手扒开泥土，看了看墒情。
“明年开春，翻一遍地，施上肥，又能种一季好稻子。”
他的妻子站在旁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那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刚满月。赵四给她取名叫赵盼弟——盼着下一个是弟弟。余洁琳听到这个名字，笑了半天。
“赵四，你这名字取得也太直接了。”
赵四挠了挠头。“我没文化，不会取名字。军座家的娃叫镇岳，多好听。我也想取个好听的，但想不出来。”
“叫赵念澜吧。”我说。
赵四愣了一下。“念澜？”
“念澜。记住澜沧军，记住这片土地。”
赵四的眼眶红了。“夫人，这名字好。念澜，赵念澜。”
他抱着女儿，对着她的脸轻声说：“念澜，你记住了，你是澜沧军的女儿。”
1946年的最后一天，密支那下了一场雪。
不是北方那种铺天盖地的大雪，而是细细的、碎碎的、像盐粒一样的雪。雪落在凤凰树上，落在荣军农场的田埂上，落在伊洛瓦底江的水面上，瞬间就化了。
我站在城北的城墙上，看着远处的密支那城。城东的工业区里，纺织厂的烟囱冒着烟。城北的学校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城南的荣军农场里，赵四正在修水渠。城西的家属村里，孩子们在雪地里追着跑。
余洁琳抱着王镇岳走上来。小家伙已经一岁半了，穿着厚厚的棉袄，像个小肉球。他看到我就伸手，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我接过他，他趴在我肩膀上，啃我的领章。这次我不让他啃了，把领章扯下来塞进口袋。他不乐意了，嘴巴一瘪，要哭。
“别哭，爸爸带你去看雪。”
他不哭了，睁大眼睛看着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伸出小手去抓。
余洁琳站在我旁边，把手插进我的口袋里。
“益烁，这一年，过得好快。”
“是啊。去年这时候，咱们还在愁粮食。今年，粮食够吃了，工厂开工了，学校开课了，边境贸易也跑起来了。”
“你满意吗？”
“满意？”我看着她，“不满意。还差得远。什么时候咱们能自己造坦克发动机，自己造炮弹，自己造青霉素，我才满意。”
她笑了。“你要求太高了。”
“不高。”我看着远处，“这些兵，跟着我从兰姆伽一路打到现在。他们流的血，值这些。”
雪越下越大，但我站了很久。
1946年过去了。1947年来了。
新年刚过，形势就变了。
秦山的情报处送来了一份紧急简报。国内战场，中共在东北发动了大规模冬季攻势，歼灭国军三十余万人，收复城市十余座。国军的防线开始松动，士气低落，逃兵越来越多。
“军座，按照这个速度，最多一年，中共就能取得战略主动权。”秦山指着简报上的数字，“东北一旦丢了，华北也保不住。华北保不住，华东、中原也悬。到时候，重庆能守住的，只有西北、西南几个省。”
“云南呢？”
“云南在西南。如果中共拿下四川、贵州，云南就是孤岛。到时候，重庆的残余势力可能会退到云南，也可能——退到缅甸。”
我的手指在地图上敲了一下。
“退到缅甸？退到我们的地盘？”
“有可能。”秦山的声音很低，“国军在国内待不住了，往哪跑？往南跑。云南往南，就是缅甸。缅甸往北，就是我们的地盘。”
“他们敢。”
“军座，狗急跳墙。几万、十几万败军，没饭吃，没地方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且我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消息，重庆方面内部已经有人在讨论部队后续撤往何处暂避中共锋芒，以图反攻之事了，而且我们澜沧军在缅北的地盘也在他们的商讨之列。”
我点了一根烟。
“边境的工事，要加快。八莫、葡萄、瑞丽方向的防线，全部加固。弹药储备，增加一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各团轮流值班，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是。”
“还有，种子网络全部开动。盯住云南方向，任何异常动向，第一时间报告。”
“咱们积蓄力量了这么久，也该活动活动了。云南那边以防为主，缅北以东也要重点关注，咱们的地盘要在扩大一点，部队要往密支那外围机动，拉扬加、奥杰、萨茂、和乌卡，先把密支那外侧这些地方吃下来，在往外走。”
秦山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我把烟掐灭，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
重庆方面的局势不稳，英国人那边也不太平。
秦山的情报简报上写得清楚：缅甸独立运动高涨，昂山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正在积极活动，要求英国承认缅甸独立。英国人在印度自顾不暇，对缅甸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军座，缅甸如果独立，我们的处境会很微妙。”黄翔推了推眼镜，“到时候，缅甸新政府会怎么看待我们？是盟友，还是敌人？”
“不知道。”我点了一根烟，“但不管谁当政，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地盘。英国人也好，缅甸人也好，谁想动我们，都得掂量掂量。”
“军座的意思是——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守住地盘，不！要趁现在扩大地盘，壮大实力。谁来了，都不怕。”
英军方面，虽然签了一年的备忘录，但英国人对密支那的野心从未消失。坎宁安中将离开后，英国人在八莫以南增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名义上是“协助缅北防务”，实际上是在等机会。
秦山的情报处截获了英军的一份内部电报，内容是：密切关注澜沧军动向，待备忘录到期后，视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强硬措施。
我把电报递给黄翔。
“英国人想翻脸。”
“他们不敢。”黄翔看完电报，放下，“印度还在闹独立，英国人不敢在缅甸再开一仗。但他们不会放弃。备忘录还有半年到期，半年之后，他们会找各种理由续约，或者——撕约。”
“半年。”我看着墙上的日历，“如果中共和重庆还能在僵持半年，劳资都踏马打到曼德勒了！”
谍战的暗流从未停止。军统、英军情报处、日军残余，三方势力在缅北交织，明里暗里都在打澜沧军的主意。
秦山的情报处抓获了一个英军间谍，是个缅甸人，伪装成商人，在密支那收集部队的部署情报。审讯的时候，他一开始嘴硬，什么都不说。秦山没有用刑，只是把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送饭送水，但一句话不跟他说。关了五天，他崩溃了，什么都招了。
“军座，这个人是英军情报处发展的线人，任务是在密支那收集兵力部署、装备数量、后勤补给等信息。他的上线是八莫的一个英军少校。”
“放了。”
“放了？”秦山愣了一下。
“放了。让他回去。告诉他，澜沧军不杀他，但下次再来，不会这么客气。”
秦山点了点头。
那个人被放走之后，英军的情报活动收敛了很多。但秦山知道，他们不会停止。他只是暂时蛰伏，等待下一个机会。
1947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凤凰树还没发芽，伊洛瓦底江两岸的田埂上就已经冒出了绿芽。荣军农场的水田灌满了水，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
我站在城墙上，看着远处的密支那城。
城东的工业区里，纺织厂的机器在轰鸣。城北的技术学校里，乔·拜登正在讲台上挥舞着扳手。城南的荣军农场里，赵四拄着拐杖在田埂上巡视。城西的家属村里，孩子们在追逐打闹。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
但我知道，平静只是表面。
重庆方向的败退，英军的虎视眈眈，缅甸独立浪潮的高涨，谍战的暗流——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
“军座。”王涛从城墙下走上来，站在我旁边。
“什么事？”
“部队已经完成战备。各团弹药基数补充完毕，防区加固完成，侦察分队已经前出到边境一线。”
“好。”
“还有一件事。”王涛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我，“田超超从香港发来的。苏联人同意再卖一批军火，这次有重武器。”
我接过电报，看了一遍。
“好。”
王涛看着我，犹豫了一下。
“军座，你在想什么？”
我看着远处，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想，1942年我们从兰姆伽出发的时候，谁想到今天？”
王涛没有说话。
“一万八千人，打到五万人。从吃不饱饭，到自给自足。从被别人追着打，到谁也不敢动我们。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但是——”
“但是，前面的路更难走。”我看着远处的地平线，“重庆败了，中共赢了，缅甸独立了，英国人走了。这个世界变了，我们能不能跟上？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守住这份家业？”
王涛沉默了很久。
“军座，能。因为你在。”
我转过头看着他。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们。”
城墙上，蓝底金山的澜沧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旗面上的金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我抬起头，看着那面旗。
从远征军到独立第一重型装甲师，到澜沧军。从一万八千人到五万人，到七万人。从同古到野人山到密支那。我们走了五年的路，死了几千个人，流了无数的血。
现在，我们站在缅北的土地上，站在自己的地盘上，站在自己的旗帜下。前路漫漫，暗流涌动。
但我们已经不怕了。
也不需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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