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11章公元1916年民国五年，初春
公元1916年，民国五年，初春。
云南的枪声，像是插进袁世凯洪宪皇帝梦的第一把刀子。
蔡锷在护国军誓师大会上咳着血发表讨袁檄文的消息传遍全国时，沈砚之正蹲在直隶滦州一处废弃的砖窑里，对着手里一封密信皱紧了眉头。
信是程振邦派人送来的，走的是山东盐帮的暗线，从济南府辗转三天三夜才送到他手上。信笺上只写了八个字——
“袁逆调兵，速做决断。”
沈砚之把信纸凑到窑口的火光前烧掉，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纸张，映得他半边脸上那道从山海关带下来的旧刀疤格外醒目。他今年三十四岁，从二十二岁在山海关起兵算起，已经在血与火里滚了整整十二年。两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三年，回国后又隐姓埋名在直隶一带重新串联旧部，到如今，他手下重新聚拢起来的弟兄不过七百余人，长短枪加起来不到四百支，子弹更是少得可怜。
这点家底，打一场像样的仗都嫌寒碜。
可袁世凯不等人。
今年元旦，袁世凯改元洪宪，登基称帝，全国哗然。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之后，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护国战争的烽火已经从西南烧了起来。袁世凯为了扑灭这场大火，一面调集北洋精锐南下镇压，一面在北方加紧搜捕革命党人，凡是与二次革命有过牵连的，一律格杀勿论。
沈砚之的名字，在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排得很靠前。
“大哥，不能再等了。”
说话的人蹲在沈砚之对面，三十出头的年纪，浓眉阔面，一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正是当年跟着沈砚之从山海关一路打出来的老弟兄赵铁柱。他嘴里嚼着一根枯草杆子，目光灼灼地盯着沈砚之。
“弟兄们窝在这破窑里快两个月了，再窝下去，人心就散了。”赵铁柱把草杆子吐出来，压低声音说，“云南那边打起来了，咱们在北边也得闹出点动静来，给袁大头添添堵。大哥，你说句话，弟兄们把命交给你了！”
沈砚之没有马上回答。
他站起身，走出窑口，初春的风还带着凛冽的寒意，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砖窑外面是一片荒芜的河滩地，枯黄的芦苇在风里沙沙作响，远处滦河的冰面已经开始解冻，裂开一道道黑色的缝隙。他的七百弟兄就分散藏匿在沿河十几个村子里，有的扮成佃户，有的混进码头当苦力，有的干脆躲在地窖里不见天日。这些人跟着他吃了太多的苦，二次革命失败后，很多人被打散了，有的逃回了老家，有的被抓去砍了头，剩下这些是铁了心跟他走到黑的。
他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铁柱，”沈砚之转过身，目光沉静得像结了冰的滦河，“你去把张先生请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张先生大名叫张慕陶，四十五岁，前清举人出身，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是老资格的党人。二次革命时他在天津负责联络工作，革命失败后本来已经脱离了组织，在滦州城里开了一间私塾聊以糊口。但沈砚之到了滦州之后，这位老夫子二话不说，关了私塾，重新拾起了当年的老本行，替沈砚之四方打探消息、联络各方势力。
一个时辰之后，张慕陶裹着一件旧棉袍，骑着一头瘦驴赶到了砖窑。他从驴背上跳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沈砚之。
“你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报纸，就着窑口的火光展开。那是一份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头版头条用粗大的铅字印着一行标题——“蔡锷护国军攻入川境，北洋军数万迎战”。
“蔡锷已经打进四川了，”张慕陶急促地说，胡须上还挂着呼吸凝结的白霜，“袁世凯从直隶调走了三个混成旅南下增援，现在滦州、唐山、秦皇岛这一带的驻防空虚得很。我打探清楚了，滦州城里只驻扎着北洋陆军第七师的一个团，团长叫武占魁，是个刚从军校毕业没两年的生瓜蛋子，手底下连军官带士兵满打满算不到一千五百人。”
“武占魁？”沈砚之眉头一挑，“这个名字我听过。他是段祺瑞的门生，去年才从保定军校调过来的。”
“对，就是他。”张慕陶点头，“此人志大才疏，仗着段祺瑞的关系在军中横行霸道，对地方百姓搜刮得厉害，滦州城里民怨沸腾。而且，他那个团的军纪极差，当兵的白天在街上调戏妇女，晚上翻墙入户偷鸡摸狗，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就是敢怒不敢言。”
沈砚之把报纸还给张慕陶，沉默了片刻，忽然问了一句：“滦州城里的巡警局有多少人？”
“巡警局？”张慕陶一愣，随即答道，“大概百十号人，都是些地痞流氓出身，欺负老百姓是把好手，真打起仗来一触即溃，不足为虑。”
“武占魁的团部设在什么地方？”
“城北的旧县衙，四面有围墙，门口修了两个砖石碉堡，架着两挺马克沁机枪。”张慕陶显然做了扎实的功课，对答如流，“城防工事倒是一般，滦州本来就不是什么军事重镇，城墙年久失修，南门那边的城墙根底下有个豁口，小孩都能爬进爬出。”
沈砚之听完，转过身，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绘的滦州城防图，铺在窑口的地上。这是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派人扮作卖菜的、收粪的、走街串巷的货郎，一点一点摸出来的。图上标注着每一条街道的走向、每一处官署的位置、每一座军营的布防情况，密密麻麻，细致得令人咋舌。
赵铁柱和张慕陶都凑了过来。
“我的计划很简单，”沈砚之的手指落在滦州城南门的位置上，“趁袁世凯把主力调往南方的空当，拿下滦州。”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就好像在说“今天晚上吃炖白菜”一样平淡。
赵铁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拳头不自觉地攥紧。
张慕陶却皱起了眉头：“砚之，滦州虽然兵力空虚，可毕竟是北洋正规军驻守，咱们只有七百人，枪弹不足，而且没有重武器。硬攻的话，伤亡恐怕不会小。万一打不下来，北洋军反应过来从天津调兵增援，咱们可就被包了饺子了。”
“所以不能硬攻。”沈砚之的目光在地图上移动，“武占魁的兵白天满城乱窜，晚上除了守城的哨兵和团部的警卫排，大部分人都聚在城南的兵营里睡大觉。他们的兵力部署很散，反应速度不会太快。我的想法是，兵分两路。一路由铁柱率领两百人，趁夜从南门城墙豁口潜入城中，直扑城南兵营，不求全歼，只要把兵营里的敌军堵在营房里，制造混乱，让他们组织不起有效反击。另一路由我亲自带领主力三百人，正面攻打城北旧县衙的团部，拿下武占魁。剩下两百人作为预备队，布置在城西通往天津的官道上，一旦天津方向有援军过来，就地阻击，为主力争取时间。”
张慕陶听完，捋着胡须思忖良久，缓缓点头：“声东击西，擒贼擒王。只要能拿下武占魁，滦州城里的北洋军就群龙无首。妙。不过，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巡警局那边虽然不足为虑，但巡警局长苟德胜是个地头蛇，跟武占魁穿一条裤子，万一他反应过来，带着那百十号巡警抄咱们的后路，也是个大麻烦。”
“苟德胜交给我来解决。”沈砚之说这话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张先生，你在滦州城里的关系网，现在该派上用场了。”
张慕陶一愣：“你是说……”
“三天后，是武占魁母亲的六十大寿。”沈砚之从怀里又掏出一张帖子，那是一张烫金的大红请柬，封面上写着“恭请苟局长阖府光临”几个字，落款是武占魁，“武占魁要大办寿宴，滦州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收到了请柬。苟德胜肯定会去，不但会去，还会带着巡警局的几个头目一块去。寿宴就设在旧县衙的后堂，到时候他们觥筹交错，正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
“这张请柬你从哪儿弄来的？”张慕陶惊讶地问。
“武占魁的副官好赌，欠了一屁股债。”沈砚之轻描淡写地说，“我让人在赌桌上套了他一把，他没现钱还，就把这张请柬押下了。”
赵铁柱在旁听，“嘿”地一声笑了出来：“大哥，你这手段，不当土匪头子可惜了。”
沈砚之瞪了他一眼，赵铁柱赶紧收起笑容，但眼里的兴奋劲儿怎么都压不住。
“时间就定在三天后的晚上，戌时三刻动手。”沈砚之把地图卷起来，声音沉稳有力，“张先生，你的任务最重。这几天你要以贺寿的名义，想办法混进旧县衙，摸清寿宴当晚的卫兵部署和换岗时间，越详细越好。铁柱，你负责挑选进城突袭的弟兄，要挑身手好、胆大心细的，每人配发短刀一把、手枪一把、子弹二十发。记住，进城之后不许扰民，违令者军法从事。”
“是！”赵铁柱肃然应命。
张慕陶也郑重地点了点头，但神色间仍有一丝忧虑：“砚之，就算我们拿下了滦州，接下来怎么办？袁世凯缓过手来，肯定会调兵反扑。到时候咱们这点人马，能守得住吗？”
沈砚之望向远处滦河开裂的冰面，春水在冰缝间汩汩流淌，带着势不可挡的力量。
“我们拿下滦州，不是为了守住一座城，而是要向全天下宣告——北方还没有死。”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蔡锷在南边打，我们在北边打，让袁世凯首尾不能相顾。只要我们打响了第一枪，就一定会有人跟进。直隶、山东、河南，到处都有憋着一口气的革命同志，他们缺的不是胆量，而是一个信号。”
他收回目光，看向张慕陶和赵铁柱，眼神像淬过火的钢刀。
“我们，就是这个信号。”
三天的时间，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转瞬即逝。
民国五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十四，月亮已经开始残缺，但依然明亮，照得滦州城内外一片清辉。城南的城墙豁口处，枯草丛生，碎石遍地，平日里连野狗都懒得从这里经过。但今夜，这里却聚集了一支沉默的队伍。
赵铁柱带着两百名精挑细选的弟兄，清一色黑衣短打，腰间别着短刀和手枪，安静地蹲伏在城墙的阴影里，像一群蛰伏的猎豹。赵铁柱自己背着一把鬼头大刀，刀柄上的红绸在夜风中微微飘动。他抬头看了看月亮的位置，又侧耳听了听城墙上的动静——哨兵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规律而懒散。
“动手。”他低声下令。
两名身手最矫健的弟兄像狸猫一样窜出去，几个起落就摸到了豁口下方。其中一人踩着另一人的肩膀攀上豁口，探头往里看了一眼，确认安全后，回头打了个手势。紧接着，两百人的队伍鱼贯而入，动作轻捷无声，像一股黑色的水流渗进了城墙的缝隙。
几乎在同一时刻，城北旧县衙的后堂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
武占魁为了给母亲过寿，摆下了二十桌酒席，宴请滦州城内的官绅商贾。大堂正中挂着一个斗大的金色“寿”字，红烛高烧，酒香四溢。武占魁穿着一身崭新的北洋军礼服，胸前的勋章叮当作响，正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满脸红光。
巡警局长苟德胜坐在靠前的位置上，身旁坐着他手下的几个警长，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划拳声、笑骂声震得屋瓦嗡嗡作响。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县衙后堂伺候酒菜的十几个仆役中，有两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是张慕陶安排进来的人，一个在灶房帮厨，一个负责端菜。端菜的那个年轻人每次进出后堂，目光都会不着痕迹地扫过院内的卫兵分布——正门口四名持枪卫兵，二门两名，后堂廊下两名，团部值班室还有六名正在待命。总计十四人，两挺马克沁机枪架在正门口的碉堡里，但碉堡里的射手此刻正捧着饭碗蹲在碉堡外面，一边扒饭一边听后堂传来的戏班子唱堂会。
端菜的年轻人把最后一盘红烧肘子放到桌上，退出后堂，穿过月洞门，来到前院一处僻静的角落。张慕陶正等在那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看上去就像一个不起眼的老账房。
“都摸清了。”年轻人压低声音，快速汇报了卫兵部署和换岗时间。
张慕陶点了点头，从袖子里摸出一块怀表，打开表盖看了看。时针指向晚上八点三刻，距离约定动手的戌时三刻，还有不到半个时辰。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县衙后堂的寿宴还在热闹地进行着，武占魁喝到兴头上，已经脱了军装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端着酒碗跟人拼酒。苟德胜更是喝得舌头都大了，搂着一个警长的肩膀，扯着破锣嗓子唱起了梆子戏。
他们谁也不知道，死神的脚步正在一点一点地逼近。
城西通往天津的官道上，沈砚之亲率的主力已经埋伏就位。三百名弟兄趴在官道两侧的田埂和沟渠里，枪口对准了滦州城的方向。沈砚之本人伏在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一块怀表，秒针在月光下清晰地跳动着。
他的身旁，一名年轻的通讯兵紧紧握着信号枪，手心里全是汗。
风吹过官道，卷起一阵尘土。远处滦州城的轮廓在月色下清晰可见，城楼上的气死风灯像几点鬼火，忽明忽暗。
怀表的指针一格一格地向前跳动。
戌时二刻。
沈砚之的瞳孔微微收缩，呼吸变得绵长而平稳。这是他打了十二年仗养成的习惯，越是临近动手的时刻，心里反而越是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
“准备。”他的声音低而清晰，像刀锋划过磨刀石。
三百支枪同时拉开了保险。
怀表的秒针跳过了最后一格。
戌时三刻。
沈砚之猛然合上表盖，从地上一跃而起。
“点火！”
信号枪砰然作响，一颗红色的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升上夜空，在滦州城上空炸开一朵猩红色的火花。
那一刻，滦州城里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颗信号弹——正在城南兵营外面潜伏的赵铁柱看到了，他一把抽出背后的鬼头大刀，吼声如雷：“弟兄们，跟我冲！”
正在县衙外墙阴影里等候的张慕陶也看到了，他猛然转身，对身后二十名精选的突击队员厉声喝道：“动手！”
而正在寿宴上举着酒杯的武占魁也看到了——那颗红色信号弹映在窗纸上，像是把整扇窗户都染成了血色。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酒杯“啪”地摔碎在地上。
“什么声音？”他猛地转头望向窗外。
回答他的，是正门外骤然响起的密集枪声。
革命的火种，在这个寒冷的春夜，终于点燃了北方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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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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