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负重与微光

十二月的头几天，日子像是冻住了。弄堂里的水洼结了厚厚的冰，泛着青白的光，孩子们拿碎砖块砸着玩，发出清脆又空洞的响声。寒风无孔不入，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带走身上仅存的热气。家家户户的门窗关得死紧，灶披间里煤球炉子烧得比往常更旺些，煤烟味混着劣质煤渣的呛人气，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

陈家陶罐里的钱，增长得比蜗牛爬还慢。每天陈大栓回来，将拉车挣得的铜板角子倒进去，那声音听着稀稀拉拉，远不如前阵子密集。陈醒每晚伏案疾书，手指冻得红肿，一篇篇稿子寄出去，换回的稿费单却薄得像纸片，攒起来也没多少分量。饭桌上的粥越来越稀，咸菜碟子也见底得快，偶尔切几片猪油渣炒青菜，那香气都显得奢侈。

焦虑像蔓延的寒气，无声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眉头。

这天晚上，吃过一碗几乎照得见人影的菜粥，陈大栓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去墙角搓麻绳或躺下歇着。他坐在桌边的破凳子上，就着昏暗的油灯，盯着自己那双布满厚茧、冻裂了口子的手，看了许久。屋里只有小弟偶尔的哼唧和母亲轻柔的拍哄声。

终于，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妻女，喉咙里像是堵着什么，声音干涩地开口：“这么下去……不行。”

母亲李秀珍正在缝补的手顿了顿，抬起眼，担忧地看着丈夫。

陈大栓避开妻子的目光，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拉车……现在生意难做。租界外面巡捕查得紧，华界这边人心惶惶，叫车的人少，价钱也压得低。一天跑下来，挣的铜钿，扣掉车行份子，剩不下几个。”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却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心，“我寻思着……白天拉车空当，或者收工早点，去十六铺码头那边转转，看看有没有零工可以打。扛包、卸货，总归是卖力气，现钱结账，多少能贴补点。”

“码头？”李秀珍手里的针差点扎到手指，脸上血色褪去，“栓子，那地方……那地方能去吗？都是些粗重活计，你腰早年就伤过，哪能经得起整天扛大包？再说，码头上有工头，有帮派，人生地不熟，万一……”

“万一啥？”陈大栓打断妻子，语气有些硬，像是要压下自己心里同样的不安，“有力气，肯干活，还能饿死？总比干坐着，看着罐子里的钱不涨强！眼看就要阴历年了，搬家的钱还差一大截，铁生那小子在外头也不知道怎么样……光靠二丫卖烟写字，她一个小囡，能挣多少？”

他说着，目光看向正在整理稿纸的陈醒，眼里有愧疚，也有不容置疑的家长决断。他知道女儿已经拼尽全力，甚至超过了一个孩子该承受的。作为父亲，他不能再只把担子压在女儿稚嫩的肩上。

陈醒听着父亲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理解父亲的焦灼和那份沉重的责任感，但码头零工的辛苦与风险，她也清楚。那是真正的血汗钱，是用健康和安全去换的。

“爹……”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陈大栓摆摆手：“我晓得轻重。就去试试，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再说。总得……想想办法。”他最后几个字说得近乎叹息。

李秀珍看着丈夫花白的鬓角和眉宇间深重的愁纹，知道再劝无用。这个男人，平时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固执，但真到了要扛起这个家的时候，他从不会退缩，哪怕是用最笨拙、最辛苦的方式。她低下头，继续缝补，针脚却有些乱了，一滴眼泪无声地滴在粗布上，迅速洇开。

家庭会议在一种沉重而无奈的默契中结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谁都清楚，这是眼下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办法”之一。

接下来的几天，陈大栓果然更早出车，更晚归来。有时下午三四点钟就收了车，胡乱啃个冷馒头，就匆匆赶往十六铺码头。回来时，往往一身尘土泥浆，腰背比往日更佝偻，脸上带着一种被重体力劳动榨干后的麻木，但怀里偶尔能多出几个用汗水浸湿的铜板。

家里的气氛更沉默了。母亲和大丫做活计更加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大声响，打扰了父亲疲惫的休息。陈醒则更加疯狂地写，卖烟时也更为机警，试图从越来越萧条的市场里，多抠出一分一厘。

时间在压抑和拼搏中，滑向十二月中。

十二月十七日，一个阴冷的早晨。陈醒像往常一样，背着木托板出门。街面上的寒意刺骨，行人稀少。她刚在一个避风的墙角站定，就听见远处传来报童异乎寻常的、尖利而急促的叫卖声：

“号外！号外！南京出大事体了！学生大示威！三万多人！”

“军警阻拦！发生冲突！快看号外！”

“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学生抗倭宣言！要求抵抗！要求民主！”

报童的身影在清冷的街头飞奔，手里挥舞着墨迹未干的报纸，像一群受惊的鸟。零星的行人被吸引，围拢过去，急促地交谈、购买，脸上带着震惊、愤怒或忧虑。空气仿佛瞬间被点燃，又迅速被寒冷的晨风冻结成一种更深的紧绷。

陈醒的心猛地一缩。南京，学生，三万多人，示威，军警阻拦……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传递出的信息量和冲击力，比她之前听到的任何广播歌声或零碎新闻都要强烈得多。这不再是远在关外的炮火，也不是文艺界的呐喊，而是发生在首都的、大规模的、直接的血肉冲突。

她站在那里，手脚冰凉。木托板里的香烟似乎都失去了分量。她看到不远处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人买了份号外，快速扫了几眼，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低声对同伴说了句：“真要乱起来了……连学生都……”

同伴沉重地点头：“听说不少商界、学界名流也在发声，要求‘改弦更张’，抵抗东洋。你看看这两天的《申报》……”

声音渐远。陈醒却捕捉到了关键词：“改弦更张”，抵抗，民主，商界，学界……这意味着不满和压力，正在从底层学生和工人，向上蔓延到更广泛的阶层。民族工商业者在抵制日货，要求经济绝交；海外侨团也在发电要求一致抗倭……

整个国家的情绪，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内部压力在不断积聚、攀升。上海，作为经济和舆论的重镇，更是处在这压力的中心。

她突然觉得，自家筹划的、搬往法租界寻求“安稳”的想法，在这滔天巨浪面前，是多么渺小和脆弱。但正因为浪大，那小舢板才更需要尽快找到一个避风的浅滩，哪怕那浅滩也可能被波及。

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和紧张气氛不断从各种渠道渗入弄堂。王癞子的腿，在躺了快两个月后，居然能挂着根破棍子，一瘸一拐地出来晒太阳了！虽然脸色蜡黄，眼神阴鸷，看到陈家人时更是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怨毒，但毕竟，他能下地了。

这个消息，像一根新的刺，扎进了陈大栓本就紧绷的神经。王癞子这种人，断了腿时尚且敢打大丫的主意，如今能活动了，谁知道会不会变本加厉地报复？王家虽然败落，但那种烂泥里的无赖，最是难缠，像附骨之蛆。

陈大栓去码头打零工回来得更晚，脸色也更沉。他看着妻女的眼神里，担忧几乎要溢出来。夜里，他翻来覆去，床板吱呀作响。

终于，一个寒风呼啸的傍晚，陈大栓收工回来，没有立刻数钱，而是罕见地叫住了正准备去陈家“上课”的孙志成。

“志成，你等等，有桩事体……想跟你商量。”陈大栓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窘迫。

孙志成正为今天新学了“早”、“晚”两个字而高兴，闻言停下脚步：“陈叔，啥事体？你讲。”

陈大栓搓着手，看了看屋里正在忙碌的妻女，压低声音，把家里想搬去法租界、但寻房艰难、钱也不够，以及最近王癞子能下地、他心中不安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他没提自己打零工的事，只说日子紧，怕夜长梦多。

“……所以，我就想着，”陈大栓看着孙志成，眼神里带着罕见的、近乎恳求的意味，“志成，你常拉的那位方先生，是大学里的先生，见识广，人面熟，又住在法租界。你看……方不方便，找个合适的时机，帮阿拉……稍微打听一下，法租界边上，有没有价钱稍微合适点、能住下一家五口的房子？不用太好，干净、能落脚就行。也不白麻烦先生，该给的介绍酬谢，阿拉一定想办法……”

他说得艰难，脸皮都有些发红。让一个拉车的去求雇主帮忙找房子，这在他过去几十年的认知里，是几乎不可能开口的事。但为了妻女的安全，为了那个虽然渺茫却必须抓住的“安稳”希望，他拉下了这张老脸。

孙志成听完，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陈叔会直接提出这个请求。但看着陈大栓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和眼中的忧虑，再想到王癞子那副阴恻恻的样子，他心里立刻明白了。

“陈叔，我晓得了。”孙志成收起脸上的笑容，神情变得认真，“你放心，这事体我记下了。方先生人很好，上次还鼓励我学字。我寻个机会，委婉地问问看，也不一定成，但总归多一条路子。酬谢啥的，陈叔你先别提，等真有眉目了再说。都是邻居，能帮肯定帮！”

他答应得爽快，没半点推诿。陈大栓心里一松，那股憋着的劲儿卸了大半，连连点头，用力拍了拍孙志成的肩膀，声音有些哽：“志成……多谢你！真要多谢你！”

“陈叔客气啥！”孙志成咧嘴笑了笑，“那我先去二丫那儿学字了，今朝学‘早’和‘晚’！”

看着孙志成轻快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外，陈大栓站在原地，久久没动。夜色从窗外弥漫进来，屋里还没点灯，一片昏暗。但他心里，却仿佛透进了一丝微弱的光。

这光，来自孙志成的义气，来自那一点点可能借助的“先生”的人脉，也来自他自己终于跨出那一步、开口求助的勇气。

路依然难，钱依然少，时局依然紧，威胁依然在。

但至少，不再是一个人闷头硬扛了。哪怕只是多了一线渺茫的希望，多了一分同舟共济的暖意，在这寒冷的冬夜里，也足以让人挺直些腰杆，继续往下走了。

他转过身，走到灶台边，帮着大丫一起准备简单的晚饭。动作依旧沉默，但眉宇间那化不开的愁结，似乎，稍微松动了一点点。

窗外，风声凄厉。弄堂深处，传来王癞子嘶哑的咳嗽和含糊的咒骂，像不祥的夜枭啼叫。

但窗内，油灯即将点亮，识字课就要开始，一顿粗陋却温热的晚饭正在准备，一个微小却实在的请求已经发出。

在这负重前行的寒夜里，微光虽弱，却依然固执地亮着，照亮脚下方寸之地，也映出彼此扶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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