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铅字酬勤与识字灯

十月尾巴梢上的日头，走得格外匆忙。刚过晌午，天色就有些发蔫，灰蒙蒙的云层压下来，衬得弄堂里那线狭窄的天空愈发逼仄。风倒是歇了些，可空气里那股子湿冷的、属于深秋的滞重，却黏在人皮肤上，挥之不去。

房子的事，像石沉大海，连个响动都没有。

孙志成那边，日日拉车穿街走巷，耳朵竖得像天线，可带回来的消息，总归是那几句：“二丫，勿要急，慢慢寻。法租界边上的房子，俏是真俏，价钿也硬……我再帮你打听打听。”  打听来打听去，不是面积小得转不开身，就是价钱贵得吓煞人，再不然，就是房东一听是拉车的人家，眉头立刻皱得能夹死苍蝇，话都懒得多说两句。

陈醒倒也不十分焦躁。急也没用。这就像撒网捕鱼，网撒下去了，能不能捞到，捞到多大的，一半看运气，一半看耐心。她照旧每日背着木托板出去，卖烟，观察，捡字纸，晚上回来记账，写稿。日子像苏州河的水，浑黄，缓慢，却也一天天往前淌着。

这天下午，她刚从老城隍庙后头收摊回来，木托板里还剩两包“老刀牌”。刚走到弄堂口，就听见宁波阿婆在自家烟纸店门口，亮着嗓子喊她：“二丫！二丫！回来啦？有你的信！”

信？陈醒心口没来由地一跳。快步走过去，阿婆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脸上笑眯眯的：“喏，刚送来的，好像是杂志社的。厚墩墩，里头有物事。”

陈醒接过信封，入手果然有些分量。信封上印着《儿童周刊》和《申报·自由谈》编辑部的字样。她道了谢，将信封小心地揣进怀里，贴着胸口放好。那硬硬的触感，隔着薄薄的夹袄，传来一种奇异的、令人安心的温度。

她没有立刻拆开。而是先回家，放下木托板，洗了手，又对着那面模糊的水银斑剥的破镜子理了理头发，这才坐到桌边，就着窗棂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天光，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哗啦”一下，滑出好几本崭新的、带着浓重油墨香的杂志和报纸副刊，还有几张对折的铅印信笺和……汇款单。

她先翻开《儿童周刊》。目录页上，她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串熟悉的标题：《小王子》（编译）、《羚羊为什么跑得快？》（动物小常识）、《熊猫的竹子》（地理趣闻）……足足有五篇！虽然每篇都只有千把字，配上简单的线条插图，排在中后不显眼的位置，但确确实实，变成了整齐的铅字。她迅速翻到其中一页，看着那些自己一笔一画写出来、又经过编辑修改的文字，被印刷体工整地复现出来，旁边还有编辑配上的、稚拙却有趣的插画，心里头那股悬了许久的期待，终于“噗”一声，落了地，漾开一圈实实在在的涟漪。

又打开《申报·自由谈》的副刊，在角落里找到了她那篇《弄堂里的经济学》，虽然被删改了不少，只留下最核心的几百字观察，但也算发表了。

她这才拿起那几张汇款单。一张是《儿童周刊》的，四篇稿子，稿费按字数算，加起来四十二元。另一张是《申报·自由谈》的，十五元。还有一张零散的，是之前投给另一家小报的市井随笔，三元。

总共六十元整。

六十元。比她预想的要多一些。这几篇都是短稿，编译和常识类，稿费标准不高，但胜在篇数多，加起来竟也成了笔不大不小的“巨款”。她捏着那几张轻飘飘又沉甸甸的纸，指尖有些发凉，心里却像是被温水熨过，暖洋洋，胀鼓鼓的。

这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无数个油灯如豆的夜晚，手腕悬酸，眼睛发涩，一笔一画在粗糙纸面上耕耘出来的。它们不再只是她脑子里转的念头，抽屉里藏的废纸，而是变成了铅字，印成了册，换回了实实在在的、可以买米、可以买煤、可以攒起来叩开租界大门的——钱。

一种混杂着成就感、踏实感和更紧迫责任感的复杂情绪，涌了上来。她小心地把杂志和报纸放到一边，拿起汇款单，又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数字。然后，她开始盘算。

眼下家里最要紧的，当然是搬家的“基金”。这笔钱，大头肯定要注入那个越来越沉的小陶罐。但是……她看了看桌上那支秃头铅笔、有些笨重的钢笔和几乎见底的劣质墨水瓶子，又摸了摸怀里那本边缘已经起毛的练习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她需要更好的“武器”。一支顺手些的钢笔，更光滑耐用的稿纸，还有充足的墨水。这些是“再生产”的资本，不能省。

心里有了计较。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跟母亲说要去邮局取稿费，顺便买点纸笔。母亲看着女儿亮晶晶的眼睛，虽然不知道具体数目，但也猜得出是好事，温婉地点头，只叮嘱她路上当心。

陈醒先去了邮局。手续办得顺利，六十元国币新钞，六张挺括的十元票子，带着特有的油墨气味，落进了她贴身的小布包里。她用手按了按，那厚度让人心安。

出了邮局，她没有回家，而是拐向了四马路的方向。那里是上海的文化街，书店、笔庄、纸铺林立。

走在四马路上，气息便与南市截然不同了。空气里飘的不再是煤烟和咸菜味，而是淡淡的纸张、油墨和糨糊的清香。街道两旁，一家接一家的招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气派堂皇。也有许多小一些的笔庄纸铺，门面朴素，里面却琳琅满目。

陈醒先走进一家中等规模的纸铺。店里光线明亮，柜台后坐着个戴眼镜的掌柜，正在打算盘。四面墙上、柜台上，堆满了各色纸张：雪白的连史纸、微黄的毛边纸、印着暗纹的宣纸、还有来自外国的道林纸，光滑挺括，价格也最贵。

她摸了摸怀里崭新的十元钞票，深吸一口气，走到柜台前。

“小阿妹，买点啥？”掌柜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

“先生，我想买点写稿子用的纸。”陈醒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镇定，“要……耐写，不太洇墨的。”

掌柜打量了她一眼，见她衣着朴素但干净，眼神清亮，不像捣蛋的孩子，便指着一叠微黄、质地均匀的毛边纸说：“这个，国产毛边，质地细，吸墨好，价钱也实惠。一刀一百张，四角五分。”

陈醒知道行情，这个价格还算公道。她又指了指旁边一种更白些的：“那种呢？”

“那是福建来的改良毛边，更白更韧些，一刀六角。”掌柜说，“写稿子，用前一种足够了。”

陈醒想了想，决定务实一点：“那要两刀国产毛边。”  九角钱。

付了钱，掌柜用牛皮纸给她包好，又用细绳捆扎结实。接着，她去了隔壁一家老字号笔庄“周虎臣”。

笔庄里墨香更浓。玻璃柜台里，各式毛笔、钢笔、铅笔陈列得整整齐齐。钢笔有粗有细，笔杆材质也不同，有黑色胶木的，有暗红色赛璐珞的，还有金属外壳的，价格相差悬殊。

陈醒的目光，落在了一支暗红色赛璐珞笔杆、镀金笔夹的钢笔上。样子很秀气。她指了指：“这支……能看看吗？”

伙计拿出来给她。入手比她那支最便宜的钢笔轻些，笔杆光滑温润。她拧开笔帽，露出银亮的笔尖，上面刻着细小的英文牌子。她蘸了点伙计提供的墨水试了试，笔尖划过纸张，顺滑流畅，出墨均匀，不像她那支，动不动就刮纸或者断墨。

“这支是‘华孚’（Washington）的，美国牌子，质量好，书写流利。”伙计介绍道，“三元五角。”

三元五角！陈醒犹豫了。她摩挲着那光滑的笔杆，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最后，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她放下了那支“华孚”，指了指旁边一支黑色胶木笔杆、样式普通的：“这支呢？”

“这支是国产‘新民’牌，二元五角。也蛮好写的。”

陈醒试了试，手感比“华孚”差些，但也远比她现在用的强。而且，足足便宜了一元。她不再犹豫：“就要这支。再要两瓶‘民生’蓝黑墨水。”

墨水一瓶两角，两瓶一共四角。加上钢笔，二元九角。

从笔庄出来，她的小布包轻了不少，但怀里抱着扎实的纸张，口袋里揣着新钢笔和墨水，心里却比来时更踏实，更有底气。这些是投资，是工具，是她继续写下去、挣更多钱的倚仗。

回到家，已是午后。她把剩下的钱（除去留作家用的几张零票）仔细清点，大部分塞进了“搬迁基金”陶罐，听到那比往日更沉闷的“噗通”声，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然后，她拿出新买的纸笔，给母亲和大姐看。

大丫拿着那支黑色的“新民”钢笔，小心地摸了又摸，眼里满是羡慕：“真好看。”

母亲李秀珍看着那两刀整齐的毛边纸，叹了口气：“这些纸，够你写好些辰光了。”话是这么说，眼里却有着为女儿骄傲的微光。

“娘，这是吃饭的家伙，不能省。”陈醒笑着说，拧开新钢笔，吸满墨水，在新纸上试写了几个字。笔尖果然顺滑，字迹清晰。她满意地点点头。

傍晚父亲回来，听说了稿费的事，盯着陶罐看了好一会儿，又看看二丫摆在桌上的新钢笔和纸，破天荒地没说什么“又乱花钱”，只是闷头喝粥时，含糊地说了句：“写东西……也是辛苦铜钿。自己当心眼睛。”

夜里，油灯点亮。陈醒铺开新买的毛边纸，用新钢笔开始誊抄一篇白天构思好的寓言。笔尖沙沙，声音都比往日悦耳了些。写着写着，她抬起头，看着灯光下忙碌的一家人：母亲在缝补，父亲在搓麻绳（准备编草鞋卖），大姐在整理碎布。

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

“爹，姐，”她停下笔，开口道，“反正晚上空着也是空着，咱们……一起认两个字，好不好？”

三个人都抬起头，诧异地看着她。

陈醒放下笔，语气认真：“娘以前教过我‘人’、‘口’、‘手’这些。我想着，咱们每天也不用多，就晚上这点辰光，我教两个最简单的字。爹和姐跟着学学，认得，会写，总比两眼一抹黑强。以后看个路牌，记个账，哪怕看个报纸标题，也能明白点意思。”

父亲陈大栓第一个皱起眉头，连连摆手：“我？我都这把年纪了，记性早让黄包车碾没了！学啥字？学了也没用！拉车又不用识字！”

母亲却有些心动。她自己是识些字的，知道识字的好处。她看向大丫。

大丫脸上掠过一丝渴望，又有些怯怯的：“我……我也能学？我都这么大了……”

“学字不分年纪，大姐。”陈醒鼓励道，“就从最基础的开始。每天两个，慢慢积少成多。也不求立刻能看书写文章，能认个常用的，也是好的。”

李秀珍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又看看丈夫虽然嘴上反对、眼神却有些游移的样子，便温声对陈大栓说：“栓子，二丫说得也有道理。认两个字，不费啥事。就当……陪孩子练练。你看志成那孩子，不也常说，要是认得几个字，拉车记个地址也方便些？”

提到孙志成，又提到拉车记地址，陈大栓不吭声了。他想起自己因为听不懂洋话丢生意的事，又想起有时客人给个纸条地址，自己还得求人念……心里那点顽固的抵触，松动了一丝。

“随……随你们便！”他最终还是那副硬邦邦的口气，却等于默许了，“我可学不会，别到时候怪我笨！”

陈醒笑了：“爹最聪明了，肯定一学就会。”

说干就干。陈醒拿过一张新的毛边纸，用之前的旧钢笔，蘸了浓黑的墨水，在纸的顶端，工工整整地写下两个大字：**上**、**下**。

“今天咱们就学这两个。”她把纸摊在桌子中央，油灯的光正好照亮，“这个字念‘上’，‘上面’的‘上’。一横，一竖，一横。”她用手指比划着笔顺。

大丫凑得很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嘴唇无声地跟着念。母亲也认真看着。父亲虽然侧着身子，装作不感兴趣，但眼角余光却忍不住瞟过来。

“这个字像啥？”陈醒启发道，“像不像一个东西，在另一样东西的‘上面’？”

大丫想了想，点点头。母亲也微笑。

“这个念‘下’，‘下面’的‘下’。一点，一横，一竖。”陈醒又写下“下”字，“一点在上面，一横托着，一竖下来，是不是像从上面落到‘下面’？”

这个比喻形象，连陈大栓都忍不住微微转过了脸，看了一眼。

“来，大姐，你试试。”陈醒把笔递给大丫。

大丫手有些抖，接过笔，学着妹妹的样子，悬腕，屏息，在另一张纸上，极其缓慢、用力地写下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上”。笔画粗重，结构松散，但模样是有了。

“写得很好！”陈醒鼓励道。

大丫脸红了，有些不好意思，又更认真地写了一个“下”。

“爹，你也试试？”陈醒看向父亲。

陈大栓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行我不行！这笔比车把还难握！”

“就试试嘛，爹。”陈醒把笔递过去，“就像你拉车扶把一样，握稳就行。”

陈大栓推脱不过，只得极不情愿地接过笔。那支细溜溜的钢笔在他粗大、布满厚茧的手指间，显得格外别扭。他像握锄头一样死死攥着，手腕僵硬，笔尖戳在纸上，几乎要戳破。

“爹，放松点，轻一点握。”陈醒轻声指导。

陈大栓试了试，还是笨拙。他憋红了脸，额头都冒了汗，好不容易才在纸上“画”出了一个更像墨团的“上”字，横不平竖不直，一点的位置更是飞到了天边。

他自己看了都嫌丢人，把笔一放，嘟囔道：“看吧，我就说我不行！这比拉一天车还累！”

母亲和大丫都抿嘴笑了。陈醒也笑，却认真地说：“爹，第一次写，能写成这样很好了！多写几遍就熟了。来，咱们再写‘下’……”

那晚，昏黄的油灯下，小小的亭子间里，响起了不同于往常的声音。不再是沉默的咀嚼、压抑的叹息，而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响起的、压低的、带着笑意的指导与尝试声。

“姐，这一横要平……”

“娘，这个点位置对了！”

“爹，手腕动，手指别太用力……”

陈大栓到底没学会写像样的“下”，只勉强又画了个墨团。但他没再发脾气，只是哼了一声，背过身去，但耳朵却还竖着，听女儿教妻子和大女儿写第二遍、第三遍。

大丫学得最认真。她本就有些女红刺绣的底子，手指灵巧，对结构和线条有天生的敏感。虽然写出来的字依旧稚嫩，但一笔一画，极其用心。她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陈醒说“好了，姐，明天再练”，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笔，看着纸上那几排歪斜却清晰的字迹，眼里闪着光。

母亲也拿着笔，温习着早已生疏的笔画，脸上带着宁静的笑意。

夜渐深。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将一家四口围坐习字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放大，交叠，显得格外温馨而庄重。

窗外，弄堂彻底沉睡。远处，不知谁家的无线电里，飘出咿咿呀呀的申曲，婉转又苍凉。

陈醒吹熄了灯。在黑暗里躺下时，她想起怀里纸笔，想起父亲画的那个墨团，想起大姐眼里闪烁的光，想起母亲温和的笑容。

铅字酬勤，识字灯暖。

房子还没着落，前路依然迷茫。但至少今夜，在这方陋室里，有一些东西正在悄然改变，像种子落入泥土，虽然微小，却蕴含着破土而出的力量。

明天，孙志成哥要是来串门，看到他们在学字，会不会也感兴趣呢？陈醒迷迷糊糊地想。

睡意袭来之前，她摸了摸枕边那支崭新的钢笔。冰凉的笔杆，此刻却仿佛带着一丝暖意。

路，还长。字，要一个一个写。家，要一点一点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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