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新外交

朱由校听完朱国祚的谏言，非但没有不悦，反而嘴角牵起的淡淡笑意。

他手指轻轻敲打着紫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准备他的“说服”。

“朱卿，你提到了气度和史笔，那我们便先从这‘气度’说起。”

朱由校略微正坐，目光如炬：

“何为真正的气度？孔子作《春秋》，于夷狄之道。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其核心，在于‘礼’与‘义’，而非一味退让，丧失原则！”

他的语气依旧平稳，但问题却如匕首般锋利：

“朕再问你，荷兰人恃强凌弱，封锁我海峡、攻我澎湖、掠我商民时。

他们可曾想过‘气度’？他们视《大明律》为何物？视朕之天威为何物？”

他稍作停顿，让话语的重量沉淀下去：

“他们面对日本幕府时谨小慎微，唯恐失礼。

对我大明却敢悍然动武，这其中的差别，难道是因为倭人气度比我天朝更恢弘吗？”

朱国祚听罢，微微点头，语气平和但坚定地回应：

“陛下明鉴。臣所言气度，非是迂腐的一味怀柔。

孔子作《春秋》，讲求‘夷夏之辨’，其核心在于‘德’与‘礼’。

然《尚书》有云‘柔远能迩’，王道之化，在于德泽广被，使四夷自然宾服。

骤然施以雷霆之威，苛以巨万之索，臣恐……

塞其向化之路，徒然树敌于万里之外，非长治久安之策，此非怯懦，实为虑远。”

朱国祚不是腐儒，乃能臣。

没有被皇帝的气势压倒，而是引经据典，展现了他更深层次的战略担忧：

过度的强硬是否会断绝外交转圜空间，引发无休止的冲突？

朱由校听完一愣，但并没有不悦，眼中反而闪过一丝赞赏。

他要的就是这样有深度的对话，而非唯唯诺诺的应声。

“朱卿引经据典，深得圣贤精髓，朕心甚慰。”

随即话锋一转，赶紧将讨论从经义层面转出。

跟状元讨论儒家经义，这不扯淡吗？赶紧拉回现实问题：

“然则，朱卿可曾想过，这‘德泽广被’、‘柔远能迩’的王道，其根基何在？”

他不待朱国祚回答，便自问自答，语气变得锐利起来：

“其根基，在于‘威’与‘德’并举！

《左传》有言：‘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无威之德，是谓懦弱，徒然招致觊觎。荷兰人能对日本幕府谨小慎微。

非慕其德，实畏其‘强势’！为何敢对我大明屡次挑衅？

非我无德，乃是彼辈评估之后，认为我‘威’不足以慑其野心，利足以驱其冒险！”

朱由校的手指轻轻敲在御案上，每一句都叩在现实政治的关节上：

“他们封锁海峡、攻我澎湖时，可曾讲过‘柔远’？

可曾顾及天朝的‘气度’？没有。

他们用的是炮舰的语言，算计的是利益的得失。

朱卿，对这样的强盗以‘王道’待之，与之空论德化。

这与宋襄公之仁何异？岂非是纵恶？”

这一番话，将“威”提升到与“德”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并用“宋襄公之仁”的典故，精准地刺中了儒家文化中最为忌讳的“迂腐”之弊。

朱国祚的神色真正变得凝重起来。

他之前更多是从义理和传统策略出发，而皇帝则将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了他面前。

沉吟片刻，不得不承认皇帝所言切中了要害，缓缓道：

“陛下……烛见万里，臣所虑者，是威权过甚，或难以持久……”

“所以，朕并非只要‘威’，而是要以‘威’立信，以‘威’促‘和’。”

朱由校接过话头，语气缓和下来，开始构建他的完整逻辑。

“此番严苛条款，正是要立下我大明不可侵犯之‘威’，划定他们行为的代价。

唯有如此，未来的‘和’才有基础，我们施予的‘德’才会被珍视。

而非被视为软弱可欺。

这，才是真正的‘刚柔并济’，才是于此时此地。

最能维护社稷、最能彰显天朝尊严的‘大气度’。”

见朱国祚眉头紧锁，陷入深思。

朱由校知道第一层道理他已听进去几分，便话锋一转，进入更深一层。

“再说你忧心的‘礼制’，朱卿掌礼部多年，熟知典章。

以往礼部主客清吏司处理藩属朝贡，其核心是‘上下尊卑’。

将天朝居于无可争议的顶端。

但西洋诸国，非我藩属，其文明发展、国家结构与我迥异，亦不行我礼法。

若强行以朝贡旧制套用于彼，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缚手脚。”

“因此，朕将主客清吏司改组，升格为‘外交司’。”

“此后，大明对外，当有两套并行不悖的体系：

对朝鲜、安南等藩属，仍行‘朝贡礼’，维系宗藩名分。

对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诸国，则行‘外交礼’。

此‘外交礼’之核心，在于‘主权对等’与‘相互尊重’。”

他耐心解释道：

“‘主权’，便是我大明对自家疆土、百姓、律法的完全掌控之权。

犹如一家之主之于其宅院，不容外人指手画脚，更不容强闯窃据！

台湾设府，便是明确宣示此主权。

要求荷兰国主正式授权其代表，便是要求一个对等的主权实体来与我们订立契约。

而非一个随时可以推诿耍赖的商号头目。

这并非贬低天朝身份，恰恰是抬高了谈判的层级，确保协议的有效与严肃。

这，难道不符合‘礼尚往来’，彼此敬重的古义吗？”

“要求赔款，是因其侵犯我主权，造成军民伤亡、财产损失。

必须予以补偿，此乃天公地道。

正如《周礼》所云‘伤人及盗抵罪’，放诸国家之间，其理相通。

要求其遣使谢罪，是令其承认错误，公开维护我大明法统与尊严。

若其无罪，何以谢之？若其有罪，何以不能罚之？

这其中的道理，与我大明律法惩治境内作奸犯科之徒，本质有何不同？

无非是尺度放大至国家之间而已。”

皇帝说完这一篇长篇大论，虽然有些曲解经义，然其对现实的应用却是没有问题的。

朱国祚陷入沉思，在传统礼法与新时代现实形势之间纠结。

朱由校看他沉思，也不着急，招手示意王承恩：

“让鸿胪寺少卿杨东明带着邓玉函来瑾身殿。”

然后温和德看向朱国祚：

“朱部堂，朕为你示范一次新式外交，何以威、何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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