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关门授课
正脉学社的前院讲堂里，一堂课刚刚开始。
这堂课和平时不一样。
平时沈默的策论课是在大讲堂里上的，几十个学生挤在一起，窗户大开，门口时不时还有人扒着听。
但今天不行。
今天这堂课被沈默专门挪到了后院最里面的一间小屋。
屋子不大，只摆得下十几张椅子。
能进这间屋子的学生只有十三个人。
王之左、孙应原、赵鹤年在里面。
另外十个人是沈默从正脉学社两百多个学生里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挑人的标准只有一个，策论课上的发言，有没有脑子。
沈默站在屋子最前面，面前没有黑板，只有一张方桌。
“诸位。”
“今天这堂课，和策论有关系，但不是策论课。”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治乱。”
治乱两个字一出口，十三个人里有至少八个人的表情变了。
王之左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窗户关没关。
孙应原把笔放下了。
赵鹤年喉结滚了一下。
“你们慌什么？”
沈默笑了一声：“我还没开始讲呢。”
“先生……”
王之左试探着开口道：
“我朝大体，治乱之事，似乎……似乎不是我们这些秀才该议论的。”
“是吗？那你觉得是谁该议论的？”
“自然是……朝中诸公。”
“朝中诸公。”
“那你告诉我，朝中诸公是怎么讨论治乱的？”
王之左答不上来。
“我告诉你们。朝中诸公讨论治乱的方式，就是把奏疏写得花团锦簇，引一堆圣贤的话，然后说伏望圣裁。”
“伏望圣裁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皮球踢给皇上。”
“皇上看了奏疏，说知道了。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讲堂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压抑着的笑声。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不讲圣贤的话，不讲伏望圣裁，不讲知道了。”
“我们讲一讲，一个大明朝的知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
他拿起炭笔，在白纸上写下三个字：户、刑、漕。
“一个县，三件事。收税、断案、运粮。这三件事做好了，这个县就稳了。做不好，天下就乱。”
他写完之后，看向众人。
“第一件事，收税。谁来说说，大明的田赋是怎么收的？”
孙应原举手：“先生，鱼鳞图册。”
沈默点点头：
“鱼鳞图册。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年编的，到现在快两百年了。”
“这两百年里，有些田被水冲了，有些田被沙埋了，有些田的主人换了十几家，名字却还是洪武年的那个名字。”
“所以鱼鳞图册上的田，有一半是不准的。田不准，税就不准。税不准，老百姓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说，一个知县到了任，是照着鱼鳞图册收税，还是自己重新丈量？”
十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没人敢先开口。
“我来替你们答。”
沈默把炭笔放下：
“照旧册收，县里安稳，但百姓苦。”
“重新丈量，百姓高兴，但县里的豪绅会把这个知县告到府里、省里、京里。”
“所以大多数知县选的是第一条路。先收三年税，攒够了钱，升了官，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下一任。”
“这就是治乱的第一件事。”
他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但如果有一个人，他选了第二条路，他要怎么办？”
依旧是沉默。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
“第一步，你得先把田册和税册拿到手。”
“第二步，你得在全县放榜，让各村里长带着田主重新报田。”
“第三步，你得派人抽查。”
“第四步，你得把豪绅请到县衙，当着他们的面说，我也不是要为难你们，但皇粮国税总要有个准数。”
“但这只是开始。真正的难处在后面，你怎么让收上来的银子不被胥吏吞掉？”
他讲到这里，王之左的眼睛亮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管胥吏？”
“对。大明朝的胥吏，没有俸禄。”
这话一出，连赵鹤年都愣住了。
“没有俸禄？那他们吃什么？”
“你问到点子上了。他们没有俸禄，但他们能活。他们怎么活的？”
“你家的税粮运到县仓，仓吏说你家的粮食掺了沙，要扣三成。这三成扣下来，就变成了仓吏的米。”
“你去衙门打官司，书吏说你的状纸格式不对，要重写。重写得另花钱。”
“你交了税，吏目给你开收据，说纸墨钱另算。”
“这就叫常例。不是朝廷规定的，但你不给不行。”
“一个县，大大小小的胥吏几十上百人，每人每年从百姓身上刮一点，加起来是多少？不比正税少。”
“但胥吏也是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朝廷不给钱，他们不刮百姓，就得饿死。”
沈默的声音沉下来。
“所以治乱的根本，不在百姓，不在豪绅，甚至不在知县。在制度。”
“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屋子里静得落发可闻。
赵鹤年忽然站起来，鞠了一躬：
“先生，学生有一事想请教。”
“说。”
“先生方才说，制度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那请问先生，如果有人作了恶反而活得更好，这个制度，该不该改？”
沈默看着他。
这个年轻人比上次有进步了。
“该改。”
“怎么改？”
“从算账开始。”
沈默拿起炭笔，又在那张纸上画了起来。
“你们记住，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一个书坊没有本质区别。”
“收多少，支多少，存多少，欠多少。”
“把这四笔账算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户部每年收税折银四百万两上下。这四百万两怎么花的？”
“边饷占一半，官员俸禄占两成，其余是宫殿修缮、祭祀、典礼、宗室禄米等等。”
“但这些数字，都是账面上的。”
“实际的账，没人算过。”
“如果有一个真正会算账的人，能把大明朝从洪武元年到嘉靖四十年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处亏空都算清楚，那他就能找出这个国家病在哪里。”
“找出了病在哪里，才能开药方。”
他放下炭笔。
“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之后，每个人回去写一篇策论。”
“题目是……”
他顿了顿。
“《论县治》。”
“写清楚三件事：第一，你上任之后先干什么。第二，你怎么对付胥吏。第三，你县里的田赋怎么定。”
“三天后交。”
门外，一个人已经站了很久。
他看起来像是个三十来岁的读书人，气质不算出众，但身形极为挺拔，站在廊下纹丝不动。
他面前站着一个助理讲师，正涨红了脸拦着他。
“这位先生，这堂课不对外……”
助理讲师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不想打扰到屋里的讲课。
“我知道。”
“我不是来听课的。”
“那您是？”
“找人。”
“找谁？”
男子没有回答，而是往旁边退了一步，站在了廊柱后面。
这个位置，屋里的人出来看不到他，但他能看到每一个出来的人。
助理讲师还想说什么，男子从袖中掏出一块腰牌，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助理讲师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敢再说。
课散了。
十三个学生陆续从小屋里走出来。
王之左和孙应原边走边争论着什么，赵鹤年落在最后，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
沈默最后一个走出来。
他刚跨出门槛，就看见廊柱后面转出来一个陌生男子。
男子站在他面前，打量了他一眼。
“沈先生？”
沈默站住了。
这个人是陌生的，但对方的态度告诉他，这不是普通人。
“是我。请问您是？”
“可否借一步说话？”
沈默带他走进了后院另一间小屋。
关上门。
两把椅子，一张桌子。
男子没有坐，而是从袖中掏出一封书信，放在桌上。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盖了一枚小印。
沈默低头看了一眼。
印文是四个篆字。
裕府长史。
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裕王。
而裕王府的长史……是裕王身边最核心的属官。
“沈先生不必惊慌。”
男子的语气很平淡：“鄙人姓陈，忝居裕王府长史之职。今日冒昧来访，只为了一件事。”
“什么事？”
“刚才我在门外听了先生的课。”
沈默沉默了一瞬。
关着门讲课，就是为了防备这种局面。
结果还是被人听去了。
但听去的人是裕王府的人，这个事实本身比课的内容更值得注意。
“陈长史有何指教？”
“不敢说指教。”
“我只想问沈先生一个问题。”
“请。”
“先生方才在课上讲的那番话，是先生自己想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
沈默看着他的眼睛。
“自己想的。”
“先生今年贵庚？”
“二十有一。”
陈长史沉默了一会儿：
“二十一岁的人，看国事能看到这个份上，是我生平仅见。”
“陈长史过奖了。”
沈默淡淡地说：“我只是在书坊看了几年邸报。”
“邸报。”
陈长史忽然笑了一声：“我在裕王府看了十年邸报，也没看出这些东西来。”
“沈先生，邸报上可不会写胥吏的常例是多少银子，也不会写边饷的缺口有多大，更不会写鱼鳞图册为什么烂了两百年没人重新丈量。”
“先生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从邸报上看来的。”
沈默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微妙。
“不过。我没有打听先生来历的意思。”
他顿了顿，说道：
“我今天来，是奉了我家殿下的意思。”
“裕王殿下可知道……”
“知道。青藤山人。”
四个字轻飘飘地落下来，沈默却觉得头顶的瓦片都要被掀开了。
但他脸上没有表情。
“陈长史说笑了。青藤山人是顺天解元方子文，与我何干？”
“沈先生。裕王府的消息渠道虽然不如锦衣卫和东厂，但也不是瞎子。”
“方子文是方子文，青藤山人是青藤山人。方解元文章好，但他写不出《八股破题三十法》。那本书里的东西，非深谙八股拆解之道者不能为。”
“而方解元在正脉学社讲的课、写的文章，和《时文正脉》的笔法，不是一个路数。”
“倒是先生，在下冒昧，在正脉学社门口听了几次课。先生讲课的思维方式，和《时文正脉》的拆解思路，如出一辙。”
沈默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忽然笑了。
“陈长史，您这是在套我的话。”
“不是套话。殿下只是让我来问先生一件事。”
“什么事？”
“先生愿不愿意到裕王府来讲课？”
沈默的笑容收住了。
“讲课的内容是什么？”
“和今天一样。治乱之道。”
“殿下想听这个？”
“殿下每天都想听。只是没人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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