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民公园晚上九点就关闭了。
邮件里约定的时间是十点，东门长椅。
这意味着对方要么有办法进入关闭的公园，要么指的是公园外的长椅。
但东门外是车流不息的主干道，根本没有长椅。
我盯着这封邮件，反复分析每一个字。
“你想知道真相吗？”——这句话暗示对方掌握着我不知道的信息。
“一个人来”——典型的陷阱设置条件。
“带上你的录音”——对方知道我有录音证据，可能想获取或销毁它。
最可疑的是那个乱码邮箱。我尝试回复邮件，系统提示发送失败，邮箱地址不存在。这意味着对方使用的是临时邮箱，发完即弃。
是李东辉吗？还是他的同伙？
或者是……第三方？
这个想法让我心头一动。上一世，我沉浸在绝望中，从未想过可能有其他知情人。但如果李母的自杀真的是一个局，参与者可能不止李东辉一人。
医疗人员？知道李母真实病情和用药情况的人。
亲戚朋友？了解李家经济状况的人。
甚至可能是……李母自己留了后手？
我摇摇头。如果李母自愿参与这个计划，她不太可能另外留线索给我。除非她在最后关头后悔了，或者这个计划有她不知道的部分。
我打开电脑，再次搜索李家的社会关系。
李东辉的父亲早逝，母亲这边的亲戚大多在外地。
李父那边倒是有几个堂兄弟，但往来不密切。
邻居、同事、病友……信息碎片太多，难以梳理。
但有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李母的主治医生姓陈，在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两年前李母停止积极治疗时，陈医生曾在一个医学论坛上匿名发帖，讨论“终末期患者的尊严与选择”。
帖子里提到一个案例：五十多岁女性，乳腺癌骨转移，疼痛难忍，多次表示希望安乐死，但家人坚持治疗到最后。
“有时候，家人的‘爱’是对患者最大的折磨。”
发帖时间与李母停止治疗的时间吻合。
我记下陈医生的名字：陈致远。
然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见他。
不是通过邮件约定的神秘见面，而是光明正大地去医院。
第二天上午，我戴上口罩帽子，来到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候诊区坐满了病人和家属，空气中有消毒水和绝望混合的味道。
我走到护士站：“您好，我找陈致远医生。”
护士抬头看我：“有预约吗？”
“没有。但我有些关于他以前患者的事情想咨询，很重要。”
护士打量了我一眼，可能看我打扮奇怪，但最终说：“陈医生在查房，你等一下。”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旁边是一位头发掉光的老奶奶，闭着眼睛，表情平静。
她的女儿正在轻声读新闻。
“妈，你看，这有个新闻，说有个癌症老太太被未来儿媳逼死了……”
我浑身一僵。
女儿继续说：“这世道，什么人都有。妈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你，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老奶奶睁开眼，虚弱地笑了笑。
我想逃离这里，但脚像被钉住。这就是舆论的威力——
它渗透进医院的走廊，渗透进母女间的私语，渗透进每一个角落。
“你是苏小姐吧？”
一个声音突然在身旁响起。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医生，戴着眼镜，表情严肃。
“陈医生？”
他点点头：“跟我来。”
我跟在他身后，走进一间空的诊室。他关上门，但没有坐下。
“我知道你会来。”陈致远开门见山，“李淑华，李东辉的母亲，曾是我的病人。”
“您怎么知道是我？”我惊讶地问。
“新闻，还有李东辉。”陈致远推了推眼镜，“昨天李东辉来医院开死亡证明，提到了你。他说母亲是因为你的刺激才自杀的。”
“那是谎言。”我急切地说，“我有录音可以证明——”
陈致远抬手打断我：“我不需要听录音。我了解李淑华，也了解她儿子。”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车流：“李淑华两年前就应该走了。癌细胞全身转移，疼痛指数达到最高级，靠大剂量吗啡维持。但她儿子坚持要治，或者说，坚持要她活着。”
“为什么？”我问。
“保险。”陈致远转过身，“李淑华有一份高额寿险，如果自然死亡或自杀，理赔会打折扣。但如果是‘意外’或‘他杀’，赔偿金会翻倍。”
我如遭雷击。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动机？不是三百万的赔偿，而是更高额的保险金？
“你怎么知道这些？”我问。
“李淑华告诉我的。”陈致远的声音低沉下来，“在她还能清醒说话的时候，她多次暗示我，儿子在等她的保险金。她说自己活得太痛苦，想解脱，但儿子不同意。”
“她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因为我是医生，也是她唯一能倾诉的人。”陈致远苦笑，“病人家属总是表现得很孝顺，但医生能看到另一面。李东辉每次来医院，关心的不是母亲疼不疼，而是还能活多久，保险理赔需要哪些材料。”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副本：“这是李淑华最后一次住院的记录。她曾要求安乐死，但被李东辉严厉拒绝。护士听到他们争吵，李东辉说‘妈你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
“很快就好……”我重复这句话，背脊发凉。
“更可疑的是，”陈致远压低声音，“李淑华出院时，我开的止痛药是正常剂量。但根据警方初步调查，她体内药物浓度远超处方量。有人给她加大了剂量。”
“李东辉？”
“或者他安排的人。”陈致远看着我，“苏小姐，李淑华的死不是突发抑郁，而是长期计划。你只是恰好出现在计划中，成为一个完美的‘凶手’。”
“那我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无力，“即使我知道这些，也没有直接证据。李东辉可以说母亲是偷藏药物，可以说是她自己决定加量……”
“没错。”陈致远点头，“所以你需要更多证据。药物来源、李东辉的保险咨询记录、他与药贩子的联系……这些都需要警方深入调查。”
“警方会相信吗？现在舆论都站在他那边。”
“这就是问题所在。”陈致远叹气，“舆论会左右调查方向。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你是凶手，警方也可能先入为主。”
他顿了顿：“你昨晚是不是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我猛地抬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收到了。”陈致远从白大褂口袋掏出一张打印纸，“内容差不多，约我在另一个地方见面。”
纸上的文字和我的邮件相似：“你想知道李淑华死亡的真相吗？明晚九点，老钢厂三号仓库。”
“你打算去吗？”我问。
“我不去。”陈致远摇头，“太可疑了。我建议你也不要赴约。”
“但如果那是唯一获取证据的机会呢？”
“也可能是陷阱。”陈致远严肃地说，“如果你出事，就真的死无对证了。”
我沉默。
他说得对，但我没有选择。
被动等待调查，结果可能和上一世一样——
在舆论压力下，我被认定有“道德责任”，赔偿，社会性死亡。
“陈医生，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做出决定，“如果我明天晚上去见面，你能在远处观察吗？如果我出事，至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陈致远犹豫良久，最终点头：“我可以答应。但你必须把见面地点改成公共场合，比如24小时快餐店。而且，你要全程保持通话，让我能听到对话。”
“好。”
离开医院时，我给那个乱码邮箱回了邮件：
“公园已关闭。如果真想见面，明晚九点，中山路麦当劳。我会带上录音，一个人来。”
发送后，我前往律师事务所，将陈致远提供的信息告诉张律师。
“保险金……”张律师沉思，“这确实提供了一个强烈的作案动机。如果李东辉有经济压力，而母亲的寿险在特定情况下能获得高额赔付……”
“但我们怎么证明？”我问。
“保险公司的记录。”张律师说，“如果李东辉近期咨询过理赔事宜，或者在母亲死后立即申请理赔，就是间接证据。不过，这需要警方或法院调取。”
“那药物呢？陈医生说李母体内的药量远超处方。”
“这很关键。”张律师眼睛一亮，“如果李东辉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药物，或者伪造处方，就构成了刑事犯罪。我们可以要求警方重点调查这条线。”
他拿起电话：“我认识一个在药监局工作的朋友，可以打听一下近期有没有管制药物流失的记录。”
等待张律师通话时，我打开手机。社交媒体上，话题还在发酵。
一个自称“李母生前好友”的账号发布了新内容：几张李母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但努力微笑。
配文是：“淑华姐最后的日子，还惦记着儿子的婚事。她说，要是能看到东辉成家，走了也安心。”
下面评论超过五千条，全是骂我的。
另一条热帖是所谓的“深度分析”，从心理学角度剖析“苏某”的人格：“这种女性通常自私冷漠，缺乏共情能力，在亲密关系中会表现出极端利己倾向……”
完全基于臆测的分析，却被许多人奉为真理。
更可怕的是，有人开始“推理”我可能还做过其他坏事：“这种性格不是一天形成的，她以前肯定也欺负过别人！”“查查她以前的工作和恋爱经历，绝对有黑料！”
这就是网络暴力的升级：从批评具体行为，到攻击整个人格，再到挖掘“黑历史”——无论真假。
我关掉手机，强迫自己冷静。
张律师结束通话，表情严肃：“有个情况。药监局的朋友说，近期确实有一批管制止痛药从仓库失窃，案件正在调查中。失窃时间大约在两周前。”
“两周前……正好是李东辉开始通过婚介所找相亲对象的时间。”我感到后背发凉。
一切都对得上。
先获取药物，然后寻找“目标”，安排相亲，引导我说出特定的话，最后让母亲“自杀”。
完美的计划。
“但这些还不能直接证明李东辉涉案。”张律师提醒，“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比如，他购买或获取药物的记录，或者有人看见他与可疑人员接触。”
“那个匿名邮件……”我说，“会不会是知情者？甚至是同伙内讧？”
“有可能。”张律师点头，“如果你决定赴约，一定要小心。我会安排一个助理在附近接应。”
离开律师事务所时，天色已晚。
我走在人行道上，路灯将影子拉长又缩短。经过一个公交站时，几个等车的年轻人看了我一眼，然后窃窃私语。
“是不是她？”
“好像是的……”
“啧，真看不出来。”
我加快脚步，但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在背上。
这就是社会性死亡的日常：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你，议论你，审判你。
回到公寓楼下，我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打印纸，最上面是一张我的照片，被画上了红叉。
下面是一行字：“杀人凶手，滚出这个城市。”
纸张下面，还有一些污秽的东西。
我站在原地，塑料袋从手中滑落。
雨水又开始下了，滴滴答答，像是无数人的唾弃。
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微信：“苏苏，爸爸没事了，明天出院。你别担心，照顾好自己。”
我打字回复：“妈，如果我暂时离开这个城市，你们能理解吗？”
母亲很快回复：“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但苏苏，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真的没做错，就要坚持到底。”
我的眼泪终于决堤。
是啊，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上一世，我选择了最彻底的逃避——死亡。但死亡没有带来清白，只让父母承受了双倍的痛苦。
这一世，我要坚持到底。
即使所有人都指责我，即使整个世界与我为敌。
我捡起塑料袋，没有扔掉，而是带回家作为证据。然后，我开始为明天的见面做准备。
微型录音笔，充满电，测试正常。
手机，设置好快捷报警键。
防身喷雾，放在外套口袋。
以及最重要的——勇气。
晚上十点，那个乱码邮箱回复了：“可以，麦当劳。不要耍花样。”
简短的几个字，却让我感到莫名的寒意。
这个人知道我换了地点，却没有反对。
这说明他并不坚持在偏僻处见面，或者……在麦当劳也有办法控制局面。
我再次检查所有准备，然后强迫自己休息。
但躺在床上，我无法入睡。脑海中反复播放着两世的记忆片段，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是恐惧的投射。
凌晨三点，手机突然亮起。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不要相信陈医生。”
只有五个字，却让我瞬间清醒。
我回拨过去，对方已关机。
是谁？为什么警告我不要相信陈医生？
陈致远有问题？还是有人想离间我们？
我坐起身，打开电脑，重新搜索陈致远的背景。
医学论坛上的发言记录，学术论文，患者评价……一切看起来正常。他是肿瘤科副主任医师，从业二十年，无不良记录。
但那个匿名警告让我不安。
如果陈致远有问题，他为什么要主动告诉我保险和药物的事？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还是为了误导调查方向？
我回忆起医院见面的细节：他主动认出我，主动提供信息，主动提出帮忙……
太主动了。
一个谨慎的医生，在涉及可能犯罪的情况时，通常会先咨询律师或警方，而不是直接告诉嫌疑人。
除非……他别有目的。
或者，那个警告短信本身才是误导。
我陷入两难。明天晚上的见面，还要请陈致远在远处观察吗？如果他是同谋，那我的计划就完全暴露了。
但如果他不是，而我相信了匿名警告，就会失去一个可能的盟友。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在这个雨夜里，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迷宫中央。每一条路都可能通往出口，也可能通往更深的陷阱。
而我必须选择，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在所有人都可能是敌人的情况下。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既不完全信任，也不完全怀疑。保持警惕，准备预案。
我给陈致远发了条微信：“陈医生，明天的计划有变。对方可能察觉了什么，我们暂时不要直接联系。如果我有危险，会按事先约定发求救信号。”
模糊，但能测试反应。
陈致远很快回复：“明白，注意安全。”
没有多问，没有质疑。
这正常吗？还是太正常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的雨幕。
在这场关于真相的战争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有时候，寻找真相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坠入迷雾的过程。
而你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判断。
和一丝不至于彻底绝望的信念。
天快亮时，雨停了。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而今晚的见面，将决定很多事情。
我闭上眼睛，试图休息一会儿。
脑海中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李东辉的计划如此周密，他怎么会留下这么多破绽？保险记录、药物失窃、陈医生的证词……
除非，这些破绽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除非，他预判了我会调查，预判了我会发现这些。
然后呢？
然后会怎样？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也许，我所以为的“反击”，其实还在他的剧本里。
也许，我所以为的“真相”，只是另一层谎言。
但无论如何，今晚的见面，我必须去。
被动等待，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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