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4 章 三条红线
张启明话音刚落，会场里有那么一两秒钟的安静。
大家都在琢磨这个“农村配售”的主意。
听起来似乎挺公平：城市里能搞配售，农村为什么不行？
这样既能把余粮逼出来，又能保证农村人人有饭吃。
然而，这种安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坐在后排的一位同志“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张县长，你这主意，听着挺好，可仔细一琢磨，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话音刚落，会场“哄”地笑了一片，气氛很是轻松。
后面的同志也没客气，接着说道：“城里统销，是没办法。
那会粮价疯了，有钱也买不着，配售等于是救命绳。
可农村不一样，粮是从农村收上来的。
现在你又要搞配售，把收上来的粮再按人头卖回去？
这一进一出，除了折腾老百姓，折腾我们干部，还能折腾出花来？”
“就是！”旁边省粮食局的局长也站了起来，情绪激动：“我们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800多万，为了搞城市配售，粮食系统的同志是没日没夜的忙活，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完。
农村粮食自给的人口可有2500多万，工程量大得吓人！
而且农村的情况复杂？
哪家几口人？谁家办事要摆酒？谁家要留种子？谁家牲口要吃料？
这些细账，要是全靠配售票证来管，光是发票证、核对、纠纷处理，就能把咱们基层的同志给活活累死！
执行成本太高，也很难执行到位，最容易出问题。”
“对！”有人接话：“一乱就乱到群众饭碗上，谁担得起？”
“而且农村要是真搞配售，时间一长，怨气肯定有。”另一个县长摇头：“城里现在都抱怨粗粮多、细粮少，吃得没有过去好。
农村要也这样，怕是天天堵政府大门。”
会场你一言我一语，反对的声音很快占了上风，连原先心里觉得“也许能试”的人，也逐渐沉下去。
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农村搞配售，那是死胡同，走不通。
张启明坐在座位上，耳根还有点红，眼神却没有躲闪：“嘿嘿，我提得太粗，供大家批评。”
讨论到这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配售不行，强征不行，在工业品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收到更多的粮食？
李默一直静静地听着，神色专注，眉眼松开不少。
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他才抬手轻轻拍了拍话筒。
“同志们。”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李默先看了一眼张启明，语气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带着一点鼓励：
“刚才张启明同志说‘农村搞配售’，现在看来这个路子不对，但提问方式很对。
他是在想‘怎么把风险压住’，不是在想‘怎么把任务推下去’。
会上就该这样，有想法就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出可行的办法。”
张启明这才抬起头，脸上的尴尬稍微散了些。
李默把话筒往前一推：“大家反对‘农村配售’，我也一样。
那条路走下去，工作量巨大，矛盾也会被放大。”
“但是！”他语气一转，声音压低了一点，却更有分量：“反对一条路，不等于问题就没了。
我们现在最怕的不是‘不配售’，最怕的是基层在统购任务压力下，手伸得太深、动作太粗，伸到农民口粮里去。”
会场里不少人下意识坐直了身子，去年整顿风气的影响还在，谁都知道李默这句话不是虚吓。
李默抬眼扫过台下：“汉北省是试点省份，我们自己做得好，上面要拿去给全国看。
你们在场这些同志，我放心。
但全国那么大，各省各地情况不一，有些地方干部一着急，最容易搞成‘硬摊’‘硬征’……”
“经过刚刚同志们的讨论，我有了一个想法——不是搞农村配售，而是在农村建立一个‘口粮保障定量’制度。”
“城市配售，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制度，是因为他们手里没粮。
农村不一样，他们手里有粮。
所以，我们在农村搞的，不叫配售，而是应该划红线！”
“划红线？”
台下的干部们耳朵竖了起来。
李默站起身，用手在空中重重地画了三条横线。
“我们要给全省的农村，划下三条谁也不能碰的红线！
第一，口粮；第二，留种；第三，必要饲料。
这三条红线，是底线。
谁都不能碰，任何时候都不能碰。”
会场里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思索。
刚才反对配售的那股劲儿过去后，这条新路子反而让人觉得更稳。
新定地委书记陈子佩对此很是赞成，放声问道：“李主席，这个制度要落地，口粮线怎么定，种子怎么定，饲料怎么定？
要是没有一个标准，各地的同志怕是难以执行。”
李默笑着看向下方的同志：“这三条线上，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说。”
下面同志交头接耳，很快就有人站起来了：“留种这条线最好确定，按土地亩数、按作物结构，每亩地必须留多少种子，也要有个定数。
一下就计算出来了，而且每年变化都不会太大。”
立马又有同志发言：“牲口饲料也好计算，咱们现在鼓励养牲口，鼓励发展副业。
牛马要干活，猪羊要长膘，不给吃饱怎么行？
按登记在册的牲畜数量，设定一个合理的饲料留量上限。
以村为单位，也能迅速的统计出来。”
李默点了点头，是这个道理：“这两条线大家提出的意见很好，口粮线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口粮这个标准是最难的，因为情况比较复杂。
陈子佩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李主席，要不就按城里一般口粮标准，城里每人吃多少，农村每人口粮线也按照这个来。”
立马就有同志赞成：“这个好，大家都统一嘛，好算账，也公平。”
但很快，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按城里一般标准，怕是不合适。
丰产区吃得少会有意见。
缺粮区按这个标准来，需求太大，年年都要救济，财政可吃不消。”
另一边立刻顶回去：“同志，你搞错了。
我们定的是底线，不是上限。
丰产区的群众想多吃，哪怕吃白面、小米也没有问题，那是他们产得多，该得的。
缺粮区达不到底线，就政府救济、调剂，多拨些杂粮配着吃，保证他们的口粮。
标准立住了，才不会出乱子。”
“只要定了标准，底线以上的，农民也不用全交。”又有人补一句：“只要我们工业品足，老百姓肯定会自愿交换的。”
升任地委副书记不久的耿石中站起来补充道：“既然要划红线，那一定要公示。
我们省去年搞了公示，矛盾少了很多。
粮食产量墙上一贴，大家该交多少农业税，心里就有数，也少了扯皮。
定口粮标准，也是一样，只要大家看得见，就不会有什么矛盾。”
“对，公示！”有人附和：“公示完了，谁家口粮被动了，乡里村里都躲不过去，要担责。”
会场的气氛渐渐热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是在吵，而是在把制度往“能执行”的方向上推。
争论持续了好一会儿，声音一阵高一阵低，但方向越来越一致：
不搞农村配售，搞农村底线保障；
底线公开，干部不得触碰；
底线之上，以交换与收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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