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银元危机

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刀片子似的锋口，刮过弄堂时，卷起地上的碎纸和煤灰，扑在人脸上，硬撅撅地疼。天光也吝啬，总是灰蒙蒙的，压得低低的，像一块拧不干的脏抹布，悬在头顶。

陈醒从“墨缘斋”出来，怀里揣着新买的二十张毛边纸和一瓶墨水。纸价涨了，五十个铜元一沓的毛边纸，如今要五十五个。掌柜的老先生一边包纸，一边摇头叹气：“东洋抚顺煤一抵制，连带纸浆都受影响，运费也涨，没办法咯。”

她没多话，付了钱。手指触及怀里那个贴身的小布包，里面是刚收到的《人间世》稿费——七张十元的国币新钞，挺括，带着油墨味。七十元。若在几个月前，这简直是笔巨款。可现在，她只觉得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沉的是数目，轻的是这钞票背后代表的、正在飞速贬值的购买力。

回到家，亭子间里比外头更阴冷。母亲李秀珍正就着窗口最后一点天光，给小弟缝一双过冬的虎头棉鞋，针脚细密。大丫在灶披间，把昨日赵奶奶送来的一小把黄豆，一颗颗挑拣，准备发点豆芽。父亲还没回来。

陈醒把纸墨放好，走到灶边，低声对大丫说：“姐，晚上等爹回来，咱们得好好算算账。”

大丫抬起头，眼里有询问，也有了然。最近弄堂里的空气，除了日渐刺骨的寒气，更多了一种无形的、紧绷的东西。像一根看不见的弦，在每个人心里越拧越紧。米店的伙计说话嗓门大了，粮价牌几乎三天一变；煤球店的老板开始限购，还要搭着买些次货；连宁波阿婆的烟纸店，进香烟都说要“等款子”。更大的恐慌，是街面上关于“钞票要变废纸”、“银行兑不出银元”的流言，像秋天的蚊蝇，嗡嗡地，赶不走，扑不灭。

黄昏时分，父亲陈大栓回来了，脸色比天色更沉。他没像往常那样先看陶罐，而是把车靠好，掀帘进来，带进一股寒气，还有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疲惫与烦躁。

“今朝晦气！”他脱下磨得发亮的车夫帽，重重摔在桌上，“跑了一整天，挣的都是些纸票子！去烟纸店兑，阿婆说贴水要加一成！还要挑票子新旧！娘的，辛辛苦苦拉一天，换到手的银角子，还不如月初一半多！”

母亲放下针线，轻声问：“外面……真的这样乱了？”

“乱！怎么不乱！”陈大栓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搓着冻得通红开裂的手，“听一起拉车的讲，闸北那边，有些小钱庄已经关门了，存钱的挤破头也拿不出。租界里外国银行门口，也排长队。这世道……”他重重叹了口气，后半句咽了回去，化作一口浊气吐出来。

屋里一时寂静。只有小弟在里间偶尔的咿呀声。

陈醒走到桌前，把她那个藏钱的小陶罐和装着稿费钞票的布包都拿了出来。又示意大丫把家里日常用的那个豁口陶罐也捧来。

“爹，娘，姐，”她的声音在昏暗里显得格外清晰，“咱们得把家底彻底盘一盘，心里有个数。外面风浪大了，船小，更要知道舱里有多少压舱石。”

陈大栓看了女儿一眼，没反对，只是把身子往油灯边挪了挪。母亲也放下针线，拢了拢衣襟，靠过来。大丫擦擦手，紧挨着母亲坐下。

昏黄的灯光，将一家四口（小弟不算）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放大，重叠，显得格外郑重。

陈醒先打开日常陶罐，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在桌上。铜板居多，哗啦啦堆成一小丘，里面夹杂着些银角子，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国币小面额票子。她数得很仔细，十个铜元一摞，银角子按面值分开，纸币抚平。父亲、母亲、大丫的目光都紧紧跟着她的手指移动。

“日常罐里，”陈醒报数，“铜元合银元……大约八块半。银角子四块二。纸币……按现在的贴水，大概值两块七。总共十五块四左右。”这是家里流动的、应付日常开销的钱。

然后，她打开自己那个小陶罐。里面是她卖烟积攒和稿费留存下的“私房钱”与“搬迁基金”混合体。倒出来，主要是银元和新一些的国币。她将两者分开。

“我这里的银元，有三十块整。”这是她硬抠下来、没舍得兑成国币的硬通货。“国币……”她点了点那叠新旧不一的钞票，包括刚得的七十元，“一共是一百零五元。”

最后，她看向父亲：“爹，你那边……准备买车和应急的‘死钱’，有多少？”

陈大栓沉默了一下，起身走到里间床板下，摸索出一个用油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包裹。拿过来，层层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的银元，在灯光下闪着沉静温润的光。他数也没数，直接推到陈醒面前：“四十二块。都是这几年，牙缝里省下来，一块块攒的。本来想着……唉。”

四十二块银元。加上陈醒的三十块，家里一共有七十二块银元现洋。国币一百零五元。

陈醒在心里快速计算。按照她最近刻意打听来的、已经混乱不堪的黑市行情，国币兑换银元，贴水惊人，而且极不稳定。乐观估计，一百零五元国币，大概能换到……五十块银元？这还得是票子新、渠道可靠的情况下。

那么，全家总资产，折合成最保值的银元，大约是：72（现洋）+  50（国币折算）  +  15.4（日常罐折银元，这里面的纸币和铜板也要打折）≈  一百三十七块银元左右。

她把这个数报了出来。末了，又补充一句：“我自己……还有一点零散铜元和角子，没算进去，大概……合七八块银元吧。”这是她最后的机动钱。

一百三十七块银元。

在1931年深秋的上海，对一个拉车为生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惊人的、足以让弄堂里绝大多数人家眼红的“巨款”。这是陈家历经磨难、几乎榨干每一分力气才积累下来的“家底”。

然而，屋里没有一丝轻松的气氛。

陈大栓盯着那堆钱，眼神复杂。这里有他风里雨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拉出来的血汗，有二丫熬夜写字换来的“脑力钱”，有妻子女儿节衣缩食抠出来的“活命钱”。可此刻，它们堆在一起，却显得那么……不确定。

“一百三十七块……”他喃喃重复，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一枚银元冰凉的边缘，“听起来不少。可要是搬进租界……”

话不用说完，大家都明白。

陈醒这几天跑下来，对租界的开销已经有了更具体的概念。法租界边缘，一间像样些、能住下一家五口（算上偶尔回来的大哥）的亭子间或前楼，月租至少十块银元起步，年付押金更是一笔。这还是相对便宜的。日常开销，米、煤、菜、油，样样比南市贵。自来水、电灯（如果有），都是额外支出。父亲若还想在租界拉车，少不了要给巡捕、包打听打点。大哥若回来，也要开支。还有，万一谁有个头疼脑热……

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心病——买车。

“一部像样点的、能跑得动的二手车，翻新好，至少要这个数。”陈大栓伸出三根手指，又弯下一根，“两百八到三百块。好点的，三百出头。”他声音发涩。有了自己的车，才不用交车行那吸血的“份子钱”，才算真正在车夫这行当里立住脚，收入才能稳定，才有余力应付租界更高的生活成本。

一百三十七块，距离一辆车，还差着一大半。距离搬入租界后能站稳脚跟、从容生活的“安全线”，更远。

沉默，像冰冷的潮水，漫过小小的亭子间。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爆开一个灯花。

母亲李秀珍忽然轻声开口，语气却带着一种温软的坚定：“不怕。以前咱们连十块钱都拿不出的时候，不也熬过来了？现在有这么多，已经是菩萨保佑了。不够，就再挣，再省。”

大丫也点头，声音细细的，却清晰：“我白天在铺子里，再多接点零碎活，晚上也能帮人家缝缝补补。赵奶奶说，租界里有些公馆人家，要找手艺好的做点针线，工钱给得爽气。”

陈大栓看着妻子和女儿，胸膛起伏了一下，那股郁气似乎被这温言软语戳破了一个小口。他挺了挺佝偻的背，目光重新落在那堆银元上，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搬，还是要搬！这南市，眼看是越来越不太平。钞票毛得厉害，今天能买五升米，明天怕只能买三升。租界……好歹有洋人管着，银元硬挺些，市面也稳当点。”

他顿了顿，看向陈醒：“二丫，你见识多，你说，搬哪个租界好？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

陈醒早已想过无数遍。她脑海中浮现的是历史上淞沪战火后上海的格局。公共租界（尤其是虹口一带）与华界犬牙交错，管理复杂，日军势力渗透也深。法租界相对独立，法国人在战争初期宣布“中立”，管理较为严格，秩序稍好，成了许多华人避难的“孤岛”。至于日租界……她心里掠过一丝冰冷的厌恶与警惕。那是决计不能去的。不仅因情感，更因安全——未来的战火，那里首当其冲。

“法租界。”她清晰地说，“我打听过，也……看过些报纸分析。法租界管理严，巡捕房还算讲点规矩，市面上乱子少。离咱们熟悉的南市和老城隍庙也不算太远，爹拉车、娘和大姐找活计，都还能辐射到。最重要的是，”她加重了语气，“万一……我是说万一，外面有大的动荡，法租界缓冲的余地大些。”

她没有提及任何未来的历史事件，但“大的动荡”几个字，已让陈大栓神色一凛。他想起二丫之前的“未卜先知”和囤货建议，沉默着点了点头。

“那就法租界。”他一锤定音，“开春前，最晚阴历年边上，一定要搬过去！不能再拖了。”

目标明确，剩下的就是如何达成。

“开源节流。”陈醒用了个文绉绉的词，但意思大家都懂，“爹，你拉车，现在尽量接能给现洋或者贴水少的生意。路线我再帮你优化，减少空跑。那些只给烂票子的短途，能不拉就不拉。”

“我省得。”陈大栓闷声道，“以后早点出车，晚点收工，多跑几趟。”

“娘，大姐，”陈醒看向她们，“家里开销，再紧一紧。咸菜、腐乳能自己做的就不买。小弟的尿布，旧衣裳改改，能多用一阵是一阵。”

李秀珍和大丫都郑重地点头。

“我这边，”陈醒深吸一口气，“稿子要多写，快写。安全的寓言童话不能停，那是稳定的进项。那个《租界窗下》的观察随笔，也可以试着投投。还有……”她想起沈伯安隐约提过的，有些报纸需要翻译简单的西洋科技或生活常识短文，稿费也不错，“我再找找别的写稿门路。”

家庭会议在一种凝重却又充满行动力的气氛中结束。每个人脸上都看不到绝望，只有一种被逼到墙角后、更清晰更狠厉的求生欲望。

接下来的日子，陈家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每个部件都高速而精准地运转起来。

陈大栓出车更早，收工更晚。他拉车的路线图被陈醒再次细化，标注出哪些茶馆、商号、洋行附近的客人更可能使用银元或贴水低的钞票。他甚至开始留意那些看似普通、但可能去法租界办事的客人，提前熟悉路线。回到家，累得几乎散架，但数着当天挣到的、成色尚可的银角子时，眼里会有微弱的光。

李秀珍和大丫成了“节俭专家”。一把米要多熬出半锅粥，菜叶子腌起来，鱼头骨熬汤。大丫的针线活计排得更满，手指常被针扎出血泡，但她从不吭声，默默把钱交给母亲。李秀珍身子稍好些，便重拾旧艺，用零碎布头拼出精巧的虎头帽、小肚兜，让大丫偷偷拿去成衣铺附近，卖给那些讲究又舍不得花大钱的中等人家太太，居然也小有进项。

陈醒则进入了写作的“战时状态”。白天，她背着木托板卖烟的时间缩短了，但效率更高，眼睛更像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转化为文字素材的信息：车夫的叹息，主妇的抱怨，报童的叫卖，甚至街头巷尾关于时局、关于租界、关于金融的碎片传言。晚上，油灯常常亮到深夜。她右手握笔，手腕悬空，在毛边纸上飞快地书写。一篇给《儿童周刊》的寓言《蚂蚁与蟋蟀》刚刚写完，墨迹未干，她又铺开另一张纸，开始构思给《申报·自由谈》的市井观察短评《弄堂里的经济学》。脑子里，还同时盘旋着《租界窗下》系列的开篇框架。

稿费单和零星银元，开始更频繁地落入她的小陶罐。她严格区分：大部分注入“搬迁基金”，小部分补贴家用，极少数留作购买纸笔和信息的“本金”。

弄堂里，其他人家也在类似的焦虑中挣扎。赵爷爷的炭车生意时好时坏，赵奶奶的病反反复复。孙志成拉车依旧卖力，但脸上少了些笑容，多了些沉默的盘算。王家的门关得更紧，王癞子似乎消停了一阵，但那种安静更让人不安。只有孩子们，尚不知愁滋味，在日渐寒冷的弄堂里追逐，笑声尖利，划破沉闷的空气。

陈醒有时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这一切。手里或许捏着刚收到的、一张五元国币的稿费单。她知道，这五元，今天可能还能换两块半银元，过几天，或许只能换两块。时间，成了最昂贵的成本，也是最冷酷的敌人。

她抬起头，目光似乎越过低矮的屋檐，投向西南方向——那是法租界所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看不见租界的高楼尖顶，但她知道那里存在。一个需要更多银元才能叩开大门、也需要更多智慧和勇气才能立足的“孤岛”。

指腹摩挲着稿费单粗糙的边缘。不够，还远远不够。但路，已在脚下。全家人的力，已拧成一股绳。

她转身回屋，掩上门。将寒意与喧嚣关在门外。桌上，油灯如豆，笔墨待续。

夜还长，字还需一个个写。银元，还需一块块挣。

而1932年1月的期限，像悬在头顶的倒计时秒针，滴答，滴答，催促着每一个人，在这金融与时代的双重寒潮里，拼命地，活下去，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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