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银元向北
九月二十七,礼拜天。天光倒是比前两日清爽些,铅灰色的云层裂开几道缝,漏下些有气无力的淡金色,照在弄堂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泛着冷冰冰的光。
陈醒没出摊。
木托板靠在墙角,那个装着香烟的布袋瘪瘪地垂着。不是没烟了,是她不敢上街。
从昨日游行队伍散掉开始,街面上的气氛就变了味儿。不再是单纯的悲愤激昂,而是掺进了浓烈的、令人不安的躁动与戾气。她早上试探着在弄堂口张望了一眼,就瞧见几个穿着学生装、但神色凶狠的年轻人,挨家挨户拍打着沿街的店铺门板,声音又急又冲:“查日货!抵制日货!是华夏人就不卖东洋东西!”
一家小南货店的老板哭丧着脸辩解:“小爷叔,阿拉店里真格没东洋货呀,都是本地土产……”话没说完,就被粗暴地打断,几个人涌进去,稀里哗啦一通翻检,最后举着几盒印着东洋字的肥皂和火柴出来,厉声呵斥,当场就要砸。
老板扑上去拦,被推了个趔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指指点点,有叫好的,有摇头的,也有赶紧缩回屋里关紧门窗的。远处,巡捕房的哨子声又尖利地响起来。
陈醒看着,心里发紧。她知道抵制日货是爱国行动,可这架势……太乱了。像一锅烧滚的油,溅出来的火星子能烫伤人。她一个九岁多(按这身体算)的小丫头,背着烟摊在这种乱局里走动,太扎眼,也太危险。阿四头那样的地痞说不定正等着浑水摸鱼,而愤怒的学生或“检查队”万一较真起来,她卖的香烟里有没有寇国原料?谁知道?说不清。
她退回屋里,关上门。母亲李秀珍正抱着小弟喂米汤,脸上忧心忡忡:“外头……还是不太平?”
“嗯,乱。”陈醒简短地回答,坐到小书桌前,摊开昨日的报纸,想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清晰的脉络,或者……仅仅是让自己静下来。
报纸上的标题触目惊心。除了大幅报道昨日的抗日救亡大会和游行,角落里一则短讯,像淬了毒的针,猛地扎进她眼里:“日机连日轰炸吉林、黑龙江各地,军民伤亡惨重,锦州、打虎山等处亦遭空袭……”
空袭。轰炸。
这两个词对于1931年的普通上海市民来说,或许还隔着一层地理和想象的薄纱,但对于陈醒,却带着来自后世的、血淋淋的具象画面。那不是遥远的、概念化的“打仗”,而是钢铁巨鸟投下的死亡,是凝固汽油弹的烈焰,是断壁残垣下的哭嚎。东北,已经不仅仅是“沦陷”,而是在被摧毁、碾轧。
她捏着报纸边缘的手指微微发白。胸腔里那股闷烧了几日的火,仿佛被泼上了一瓢热油,轰地一下窜起老高,烧得她喉咙发干,眼睛发涩。愤怒,纯粹的、冰冷的愤怒,还有深切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弄堂里也不平静。赵爷爷沙哑的怒骂声隔着板壁传过来,夹杂着摔打什么东西的响声。宁波阿婆的烟纸店今天干脆没开门。王家那边倒是安静得反常,王癞子不知躲哪儿去了,王嫂子大概也没心思骂街了。
家里,父亲陈大栓一早就不见了人影,大概又出去打探消息或找活计了。哥哥陈铁生手臂上敷着母亲捣的草药,闷声不响地坐在门槛上,望着弄堂口,眼神空茫又执拗。
一种巨大的、黏稠的压抑感,笼罩着这个小小的亭子间,笼罩着整条弄堂,笼罩着这座愤怒又惶恐的城市。
陈醒坐不住了。她需要透口气,需要离开这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她跟母亲说了一声,揣上几枚铜板,决定去附近的杂货铺买点盐——家里的盐罐子快见底了,这是个正当又安全的理由。
走出弄堂,街面上的景象印证了她的担忧。行人神色匆匆,很多店铺半开着门,伙计警惕地张望着。电线杆和墙壁上,昨日的标语被撕掉了一些,又贴上了新的,浆糊还没干。偶尔有穿着灰布短褂、眼神精悍的汉子快步走过,臂上缠着“纠察”字样的袖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息。
她低着头,贴着墙根快走。快到杂货铺时,却在街角一株梧桐树下,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沈伯安。
他依旧穿着那件半旧的藏青色长衫,腋下夹着几本书和一卷报纸,站在那里,微微仰头看着梧桐树上开始泛黄的叶子,侧影清癯,眉头微蹙,似乎在出神。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缝隙,在他身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斑,竟有一种与周围纷乱格格不入的、奇异的宁静。
陈醒脚步顿了一下。沈先生怎么会在这里?这条街离大学区和他的住处都不近。
似乎察觉到她的目光,沈伯安转过头,看到了她。他脸上掠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作温和的、带着些许疲惫的笑意,朝她点了点头。
陈醒走过去,轻声招呼:“沈先生。”
“陈醒小友,”沈伯安打量了一下她,目光在她空着的双手和略显紧绷的小脸上停留片刻,“今日未去售烟?”
“外头……不太平。”陈醒简单地说,没多解释。
沈伯安了然地点点头,叹了口气:“是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看了看四周,指了指斜对面一家门面窄小、但看起来还算安静的茶馆,“可愿陪老夫进去坐坐,喝杯粗茶?站在这街边,总非谈话之所。”
陈醒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她心里积压了太多纷乱的情绪,或许沈先生能给她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茶馆里客人寥寥,掌柜的也懒洋洋的,见他们进来,只抬了抬眼皮。两人在角落一张临窗的桌子坐下,沈伯安要了一壶最便宜的绿茶,两小碟瓜子。
茶是陈的,水也不够沸,带着一股淡淡的涩味。但在这动荡的午后,能有方寸安静之地,已属难得。
“看到今日的报纸了?”沈伯安抿了一口茶,放下杯子,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重的穿透力。
陈醒点头,低声道:“看到了……日机轰炸。”
沈伯安的手指在粗糙的陶制杯沿上轻轻摩挲,镜片后的目光投向窗外喧嚣又惶惑的街景,仿佛透过这些,看到了更遥远、更惨烈的北方天空。
“九一八……呵,”他忽然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却没有丝毫暖意,只有冰冷的讥诮与悲凉,“主席在南昌剿共正酣,张少帅坐镇北平,染恙休养。沈阳北大营,八千守军,对上数百关东军,竟一触即溃,一夜之间,奉天易手。你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他的话像刀子,直接剖开了那层“突然袭击”、“寡不敌众”的模糊面纱。陈醒听得心头一震。这些细节,报纸上不会写,市井流传也含糊,但从沈伯安这样有消息渠道的知识分子口中平静道出,更显惊心动魄。
“他们……为什么不抵抗?”陈醒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不抵抗?”沈伯安摇摇头,语气更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亦或……不敢也,不愿也?‘攘外必先安内’,此乃庙堂既定之国策。东北之于南京,是边陲,是筹码,或许……也是可以暂时舍弃的棋子?至于张少帅……”他顿了顿,没再说下去,但那未尽之言里的复杂与失望,清晰可辨。
“所以,东北就这么……丢了?那些被轰炸的百姓,就白死了?”陈醒感到一阵寒意,比愤怒更甚的寒意。
“丢?”沈伯安收回目光,看向她,眼神里有深深的疲惫,也有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陈醒,你读过史书,当知‘弃地’二字,自古有之。宋弃燕云,明弃河套,乃至近代割台湾、租香港……庙堂之上,权衡得失,弃卒保车,甚至弃车保帅,不过一念之间。只是这‘卒’,这‘车’,是万千黎民的身家性命,是祖宗留下的江山寸土。”
他端起茶杯,又放下,似乎那茶苦涩得难以下咽:“如今舆论沸腾,学生工人上街,商会捐款捐物,看似民心可用。可你看看,租界依旧歌舞升平,南京的衮衮诸公,除了几纸空洞的‘抗议’、‘诉之国联’,又有何实质举措?国联?列强?彼等与寇国,利益纠缠,谁会真心为我华夏张目?不过是又一个弱肉强食的角斗场罢了。”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浇在陈醒心头那团愤怒的火焰上,发出嗤嗤的声响,火苗弱了,却有一股更沉重、更绝望的冷意弥漫开来。原来,愤怒之上,还有如此冰冷的算计与无力。
“那……我们……就这样等着吗?”她问,声音有些发颤。
沈伯安看着她,目光渐渐柔和下来,那里面有一种长者对后辈的怜惜与期许,“自然不能等。庙堂有庙堂的算计,江湖有江湖的担当。学生们游行请愿,工人们罢工抵制,商人们捐款筹物,报人们口诛笔伐……这些,都是‘担当’,都是不甘‘等着’。”
他顿了顿,语气郑重了些:“我今日出来,便是去联络几所大学的同仁。我们圣约翰、沪江、复旦几校师生,准备发起一场面向社会的募捐,所得款项,悉数购买药品、绷带、御寒衣物,设法送往关外,支援仍在抵抗的义勇军和受灾同胞。杯水车薪,但求心安,但求让前线将士和东北父老知道,江南未忘他们,国人未弃他们。”
募捐!支援义勇军!
陈醒的眼睛亮了一下。这比游行更具体,比呐喊更实在。她的手下意识地摸向怀里贴身藏着的那个小布包——她的“私房钱”金库。里面是这两月来写文章挣的稿费,除了补贴家用和注入“租界基金”,她硬是咬牙攒下了一百三十多元。这是一笔巨款,是她安身立命、应对未来危机的底气。
沈伯安注意到了她细微的动作,温和地问:“怎么,陈醒小友也有意襄助?”
陈醒抬起头,看着沈伯安清正而带着鼓励的眼睛,又想起报纸上那“日机轰炸”的简短字样,想起东北可能正在发生的惨剧。胸腔里那团被沈伯安剖析时浇得有些冷的火,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燃烧起来,更理性,却也更坚定。
“沈先生,”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清晰而平稳,“我……我想捐一点。”
“哦?量力而行即可,一片心意,不论多寡。”沈伯安微笑。
陈醒低下头,手指在小布包上摩挲着。一百三十多块,是她金库的大半。捐出去,意味着她短时间内失去一大笔机动资金,应对意外、购买书籍纸张、甚至将来可能的机会,都会捉襟见肘。父亲不知道这笔钱,母亲也只是隐约晓得她有些稿费自己留着。家里正为租界房租和囤积物资紧巴巴的……
可是,东北那边,是活生生的人在挨炸,在流血,在冻饿。她在这里多攒一块钱,也许那边就少一份救命的药,少一件御寒的衣。她这点钱,在庞大的国难面前,微不足道。但就像沈先生说的,“杯水车薪,但求心安”。这“心安”二字,此刻重于千金。
她想起自己写《江畔的沉默与街头的声音》时的心境。她不能只是记录者、批判者。当有机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时,她必须伸出手。
深吸一口气,陈醒抬起眼,目光清澈而坚决:“沈先生,我捐一百块。”
“一百块?”沈伯安明显吃了一惊,身体微微前倾,仔细看着她,“陈醒,这……这可不是小数目。你家里……”
“家里不知道。”陈醒坦白道,“这是我写文章攒下的稿费。家里如今日子紧,但还能过。这一百块,于我,是一大笔钱,于东北,或许能多救几个人。我……我觉得该捐。”她说得有些急,但条理清楚。
沈伯安静静地看了她几秒,眼神复杂,有震动,有赞赏,也有深深的感慨。他缓缓点头,语气格外郑重:“好。陈醒,我代前线将士和东北同胞,谢谢你这份沉甸甸的心意。不过,此事你需斟酌清楚,毕竟是一大笔钱。再者,捐款需留名登记,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陈醒没有丝毫犹豫,从怀里取出那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币和一些银元。她仔细拿出十元的钞票,又数出一些零钱凑足一百元整,推到沈伯安面前。剩下的三十多元,她小心地包好,重新藏回怀里。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不舍,只有一种放下重担般的释然。
“名字……就写‘陈醒’。”她说道,顿了顿,补充一句,“或者……写‘一个上海弄堂里的写作者’。”
沈伯安接过那叠带着体温的钞票,手指轻轻拂过,仿佛能感受到其承载的分量。他郑重地将钱收好,从随身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空白纸,用钢笔工整地写下收据,注明捐款人“陈醒”,金额“壹佰元整”,用途“支援东北抗敌赈灾”,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他将收据递给陈醒:“收好。待捐款汇集,购置物资,会有详细清单公示。虽时局艰难,渠道不畅,但吾辈必尽力使涓滴归于有用之地。”
陈醒接过那张轻飘飘又沉甸甸的纸,小心折好,放进贴身口袋。一百块钱离手,心里确实空了一下,但随即又被一种奇异的踏实和温热填满。
走出茶馆时,夕阳已西斜。街上的乱象似乎并未平息,但陈醒的心情却平静了许多。她知道个人的力量渺小,知道前路艰难,知道有许多她无法改变的冰冷现实。但她做了她能做的,尽了她当下最大的心力。这,或许就是沈先生所说的“江湖的担当”。
“沈先生,您说,这仗……会打到上海来吗?”分别前,陈醒忽然问了一个盘旋在她心头许久的问题。
沈伯安望着天边如血的残霞,沉默良久,才缓缓道:“上海,是远东明珠,是列强利益交织之地。战火……或许会有所顾忌。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醒,记得我送你的名字吗?‘醒’,不仅要醒于国难,也要醒于居安思危。抓紧时间,做你该做的事,强大你自己,守护你珍视的人。”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离去,清瘦的背影渐渐融入暮色与匆匆人流之中。
陈醒站在原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张捐款收据,又按了按怀中剩下的三十多元钱。然后,她转身,迈着比来时更坚定的步子,朝弄堂走去。
路灯还没亮,弄堂里光影朦胧。她听到自家亭子间里传来父亲有些激动的声音,似乎在和母亲争论什么,隐约听到“捐款”、“瞎起劲”、“日子不过了”之类的词。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该面对的,总要面对。但这一次,她的心,是定的。
那一百块银元,带着一个弄堂女孩最炽热的心意和全部的勇气,就此向北。而它的主人,将继续在这南方的孤岛里,以自己的方式,清醒地、坚韧地,活下去,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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