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家暖与蓄势

八月初的天，依旧热得人七荤八素。午后那点子所谓的风，也是热的，卷着弄堂里各家各户煎炒烹炸的油气、孩子尿布的骚气、还有阴沟水被晒得半干不干的沤烂气，一股脑儿糊在人脸上，黏腻得让人心烦。

陈二丫坐在自家那间依旧闷热、却似乎多了点什么不同气息的亭子间里。她的小书桌被仔细擦拭过，上面摊着几张崭新的毛边纸，旁边是沈先生送的《小说作法浅说》，翻到关于“长篇小说结构”的那一章，书页边缘已经起了毛，显然被反复摩挲过。钢笔吸饱了蓝黑墨水，静静地搁在笔架上。

她在构思第二篇小说。

《辙印深深》的发表和那笔意料之外的稿费，像一剂强心针，不仅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更在她心里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底气。原来，那些深夜里一字一句的雕琢，那些无人知晓的焦灼与坚持，真的可以换来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照亮这个昏暗的亭子间，甚至……隐约照亮一条原本模糊不清的前路。

但兴奋过后，是更深的沉淀和思考。沈先生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曾似无意地提起：“第一部作品，往往带着强烈的倾诉欲和自传色彩，如同雏鸟初啼，声音虽稚，情感却真。接下来，或许可以试着将目光投得更开阔些。”

开阔些？二丫琢磨着这句话。写什么呢？继续描摹车夫和弄堂？《辙印深深》已经倾注了她对这方天地最初的观察与情感，再写，容易重复。她想起投稿前那些在街头的观察，那些关于时局的窃窃私语，那些普通人在宏大叙事下的茫然与坚韧。或许……可以写一个在时代浪潮边缘挣扎求存的普通家庭？不是像自家这样纯粹的底层，或许是挣扎着想要保住一点小产业、却不断被时局挤压的小商人家庭？或者，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夹缝中求学的青年？

念头很多，像水底冒起的气泡，咕嘟咕嘟，却又一个个破灭，尚未成形。她并不着急。写作教会她的第一课就是耐心。她只是让这些模糊的念头在脑海里沉浮，每天依旧出门卖烟，用眼睛和耳朵贪婪地吸收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丝气息，每一个片段。她知道，当某个形象、某个场景足够清晰、清晰到让她非写不可时，笔尖自然会找到方向。

家里的气氛，也因为这二百五十块大洋，悄然发生着变化。最明显的，是母亲李秀珍。

母亲的脸色，在持续的营养补充和心境松弛下，真正一天天红润起来。腰杆挺直了些，说话中气也足了。更重要的是，她不再仅仅是个需要卧床休养、围着灶台和婴儿转的病人。前些日子，她试着跟大丫商量，能不能从裁缝铺接一点简单、不费眼的零活回家做，比如锁扣眼、钉珠片、缝边之类的。

“我身子好多了，总躺着也闲得慌。小弟白天睡觉的时候，我手头有点活计，也能贴补点家用。”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有光，那是重新找到自身价值的微光。

大丫跟铺子里的老师傅说了，老师傅知道陈家情况，也怜惜李秀珍手艺好又本分，便答应下来，时常让大丫带些零碎活计回来，工钱按件算，虽然微薄，但细水长流。

于是，午后或傍晚，当小弟在里间的小床上睡熟，母亲便会搬个小凳，坐在门口通风好些的地方，膝上放着针线笸箩，就着天光，手指翻飞。她的动作或许不如年轻时那般迅捷，却异常稳当精准。细密的针脚，匀称的珠串，在她手下渐渐成形。阳光或灯光勾勒出她专注的侧影，额前几缕碎发随着动作轻轻晃动，竟有一种宁静而坚韧的美感。

父亲陈大栓的变化，则更细微，也更令人动容。

以往他拉车回来，总是带着一身汗臭和挥之不去的疲惫愁苦，闷头吃饭，倒头就睡，与家人的交流仅限于最基本的需求。可现在，他进门的第一眼，常常会先望向坐在门口做活的母亲。

这天傍晚，他回来得比平时稍早些。天边还有火烧云的余烬，将弄堂染成一片暖橙色。他放下车，抹了把汗，掀帘进来，一眼就看见母亲正就着窗口最后的天光，仔细地给一件丝绸旗袍的下摆锁着精致的葡萄扣。夕阳的余晖恰好落在她微微低垂的脖颈和灵巧的手指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

陈大栓站在门口，竟有些怔住了。他看了好一会儿，才粗声粗气地开口：“还没弄好？天暗了，伤眼睛。”

母亲闻声抬起头，看见是他，脸上露出温婉的笑意：“就快好了。今朝这扣子花样复杂些。”她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脖颈，“没事，看得清。”

陈大栓没再说什么，走到水缸边舀水洗手洗脸。等他擦干脸转过身，发现母亲正微微蹙着眉，对着光线分辨丝线的颜色，似乎有些拿不准。

他脚步顿了顿，忽然，做了一件让旁边正在整理木托板的二丫和大丫都暗自惊讶的事——他走到母亲身边，弯下腰，凑近那件旗袍，眯起他那双被风沙磨损得有些浑浊的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用他那粗糙的、带着厚茧的手指，笨拙地指了指笸箩里一团颜色稍深的线：“用这个……这个好像更配。”

母亲愣了一下，看看他指的那团线，又看看手里的活计，对比了一下，眼睛一亮：“哎，真是！这个颜色更沉稳些。还是你眼尖。”

陈大栓像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夸奖，那张常年愁苦的脸上，竟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类似孩童般的赧然和得意。他直起身，别过脸，嘟囔了一句：“瞎猜的。”然后便走到桌边坐下，等着开饭。但二丫分明看见，他的嘴角，在转过身去时，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弯。

晚上吃饭时，母亲说起白日里锁扣眼时遇到的一件趣事，隔壁弄堂一个姑娘来取衣服，为了一个扣子的位置和老师傅争了起来。母亲学着那姑娘掐尖的嗓音，惟妙惟肖。

陈大栓听着，扒饭的间隙，忽然闷闷地插了一句：“那姑娘……是不是脸圆圆的，眉毛画得像两条黑毛虫？”

母亲和大丫都愣了，二丫也抬起头。

“你怎么晓得？”母亲奇道。

陈大栓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拉过她。从四马路到霞飞路，一路上指挥我左拐右拐，嫌我跑得慢，下车时还少给了一个铜板。眉毛是画得像毛虫。”他说得一本正经，还用手在眉毛上比划了两下。

母亲先是一愣，随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大丫也抿嘴直乐。陈大栓看着她们笑，脸上那点强装的严肃也绷不住了，嘴角又扯了扯，眼里难得地闪过一点轻松的笑意。

这一刻，昏暗的油灯下，父亲脸上那刀刻般的皱纹似乎都柔和了许多。那个被生活压得沉默、暴躁、满是疲惫的男人，仿佛在家庭重担稍缓、妻子重现生机时，也悄悄剥落了一层坚硬的外壳，露出里头一点被埋藏已久的、属于丈夫和父亲的温柔与笨拙的幽默感。

这一切，二丫都静静地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家，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填饱肚子的地方，更是在艰难世事中，能让人卸下铠甲、露出软肋，并因此获得力量与慰藉的所在。这平常而珍贵的暖意，是她想要在下一部作品里，努力去捕捉和呈现的东西。

弄堂里另一处悄然发生的变化，在孙志成身上。

经历那场羞辱和砸车风波后，孙志成像是被彻底洗刷了一遍。他依旧租着车行那辆最旧的黄包车，每天早出晚归。但整个人沉默了许多，也沉静了许多。以前拿到车钱，偶尔会买点熟肉烧酒，和相熟的车夫喝两盅，吹吹牛。现在，他收了工，常常是默默地把车擦干净，检查好，然后把当日所得，除去必要开支，仔细地数好，包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里，藏进他那个简陋住处唯一带锁的小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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