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墨金与时澜

七月底的日头，毒得能晒化柏油路上的沥青胶。弄堂像个巨大的蒸屉，每一丝风都是滚烫的，裹挟着煤烟、溲臊和家家户户灶披间里溢出的、混杂的油烟气，黏在人皮肤上，扯都扯不开。

陈二丫蹲在老榆树下，木托板上的香烟和火柴在烈日下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她手里捏着块湿布，有一下没一下地擦拭着木托板边缘沾上的灰，心思却全然不在眼前的营生上。距离投稿《沪江文艺》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最初的忐忑期待，渐渐被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取代。或许，那稿子终究是太稚嫩了，入不了编辑的眼。她这样想着，倒也不觉特别沮丧，只是盘算着新写的几篇《灶披间里的“洋”学问》该往哪家更通俗的小报试试。

就在这时，弄堂口传来了邮差那辆老旧自行车清脆又急促的铃声，还有那拖着长音的、带着苏北口音的吆喝：“陈二丫——汇款单！盖章！”

汇款单？二丫猛地抬起头，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又倏地松开，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扔下湿布，几乎是小跑着冲了过去。

邮差是个熟面孔，笑眯眯地从绿色挎包里抽出一张浅黄色的单子，又递过来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小阿妹，可以啊！《沪江文艺》寄来的！稿费不少哇！”他指着汇款单上金额那一栏。

二丫接过，目光落在那一行用黑色钢笔工整填写的数字上：国币贰佰伍拾圆整。

二百五十块！

她的手微微抖了一下。虽然设想过可能会有稿费，但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二百五十块！在1931年的上海，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在三四十元；一斤上好白米不到一角钱；父亲陈大栓拉车，拼死拼活，扣除车行份子钱，一个月能净落十块大洋就算不错。这二百五十块，几乎相当于家里两三年的嚼谷，甚至……足够在不太繁华的地段租一间小亭子间一整年的租金，或者，买一辆像样的、全新的黄包车还有富余！

信封里除了汇款单，还有一封编辑部的信。信不长，措辞客气，大意是稿子《辙印深深》已决定采用，将分三期连载于本年秋季刊，随信附上首期稿酬，望继续赐稿云云。

成功了！真的成功了！不是豆腐块的小童话，是整整两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真的要变成铅字，印在刊物上，被无数人看到！

一股滚烫的热流从心底直冲头顶，激得她眼眶都有些发热。她用力捏了捏拳头，才勉强压下喉头的哽咽和想要大喊的冲动。小心地将汇款单和信折好，贴身藏进怀里最里面的口袋，那薄薄的纸片此刻却仿佛有千钧重，烫着她的皮肤，也沉甸甸地压着她的心跳。

她没心思再卖烟了，匆匆收拾了摊子，几乎是脚下生风地跑回了寿康里。

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时，母亲李秀珍正抱着小弟在门口乘凉，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大姐大丫在灶披间里熬粥，烟气袅袅。

“娘！”二丫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和兴奋。

母亲抬起头，看见女儿满脸通红、眼睛亮得异常的样子，愣了一下：“二丫？这么早回来？出啥事体了？”

二丫没说话，只是走到母亲跟前，从怀里掏出那张汇款单，递了过去。

李秀珍疑惑地接过，眯起眼看了看。她识字，看懂了“国币”、“贰佰伍拾圆”、“《沪江文艺》”这些字样。她的手猛地一颤，蒲扇“啪嗒”掉在地上。她抬起头，看看汇款单，又看看女儿，嘴唇哆嗦着，半天才发出声音：“这……这是……你那篇……文章的……钱？”

“嗯！”二丫用力点头，把编辑部的信也给她看，“登出来了！分三期登！这是第一期的钱！”

灶披间里的大丫闻声也跑了出来，凑过来一看，也惊呆了：“二百五……十块？天爷……”

小小的亭子间里，瞬间被一种巨大的、近乎不真实的狂喜和震惊笼罩。母亲拿着汇款单的手抖得厉害，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涌了出来，她一把将二丫搂进怀里，哽咽着：“我的囡囡……我的好囡囡……出息了……真出息了……”她哭得说不出完整的话，只是反复摩挲着女儿的头发和脊背。

大丫也红了眼眶，又哭又笑：“二丫，你真行！真行！”

小弟被母亲的情绪感染，不明所以地咿咿呀呀，挥舞着小手。

这巨大的喜悦，直到傍晚父亲陈大栓拉着车，一身臭汗地回来时，达到了一个微妙的顶点，也引出了一场无声的角力。

当陈大栓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那张汇款单，就着最后的天光看清上面的数字时，他脸上惯常的麻木和愁苦瞬间凝固了，然后像破碎的冰面一样，裂开难以置信的纹路。他盯着那数字看了足足有半分钟，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

“这……真是二丫写文章挣的？”他声音干涩，看向二丫。

“嗯，阿爹，稿子被《沪江文艺》录用了。”二丫平静地回答，心里却绷起了一根弦。

陈大栓没再说话。他捏着汇款单，走到桌边坐下，目光长久地停留在那个数字上。昏黄的油灯光线照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那上面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震惊、骄傲、难以置信，然后，是一种迅速滋长、越来越清晰的、灼热的光芒。

那是一种属于贫穷太久的男人，看到一笔“巨款”时，本能的第一反应——抓住它，用它来改变眼下最迫切、最痛楚的困境。

他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汇款单的边缘，沉默了许久，才抬起头，用一种努力放得平缓、却依然带着激动颤音的语调开口：“二丫……这钱……不少。”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目光扫过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最后落回二丫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恳求的、属于家长的强硬：“阿爹知道，这钱是你辛苦写出来的。不过……你看，家里现在虽然债还的差不多了，但你大哥年纪也到了，将来成家也要用钱。还有……”他喉咙又滚动了一下，声音低了些，却更清晰，“阿爹这辆车，是租的，每天睁眼就先欠车行一笔。要是……要是能用这笔钱，买辆自己的车……”

他没再说下去，但意思再明白不过。他想用这笔钱，买一辆属于他自己的黄包车。这是拉了一辈子车、受够了车行盘剥的他，心底最深的执念和梦想。有了自己的车，就不用交份子钱，挣多少都是自己的，日子立刻就能宽裕一大截，甚至……能看到一点真正翻身的希望。

亭子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母亲脸上的喜悦淡了些，变得有些无措，她看看丈夫，又看看二丫，张了张嘴，没出声。大丫也低下头，绞着衣角。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二丫身上。

二丫的心脏在胸腔里沉沉地跳着。她理解父亲，太理解了。那辆破旧的租车，就像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这笔天降横财，对他而言无异于打开枷锁的钥匙，诱惑太大。

可是……不行。

她慢慢地、清晰地摇了摇头。

“阿爹，”她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定，“这钱……不能全用来买车。”

陈大栓脸上的肌肉猛地抽动了一下，那点强装出的温和瞬间褪去，眼神变得锐利而失望：“为啥？你留着这么多钱做啥？一个姑娘家……”

“阿爹，”二丫打断他，迎着他逼视的目光，没有退缩，“写文章，不是一锤子买卖。这次登了，下次未必。我需要本钱。买纸、买笔、买书、甚至……去听些课，都要钱。这钱，是我往后能继续写下去的‘本’。我不能全拿出来。”

她顿了顿，看着父亲渐渐阴沉下去的脸色，语气放软了些，但依旧坚持：“不过，阿爹说得对，家里要用钱。这样，这二百五十块，我拿一百五十块出来。一百块给阿爹，您看是存着，还是添补家里用，或者……慢慢攒着将来买车，都行。另外五十块，给娘和家里开销。剩下的一百块，我得自己留着。”

一百块！虽然不是全部，但对于陈家来说，依然是笔巨款！足够应付许多许多燃眉之急，也能让父亲心里那点买车的念想，有了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希望。

陈大栓紧绷的脸，在听到“一百块”这个数字时，明显地松动了一下。眼底的失望和不满，被一种复杂的算计和权衡取代。全部拿走，女儿不答应，可能闹僵。能拿到一百块……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了。有，总比没有强。而且，女儿说的也有道理，写文章看来真能挣钱，留点本钱给她，说不定以后还有更多……

他胸口起伏了几下，最终，那股子想独占的冲动，被更现实的利益考量压了下去。他重重地“哼”了一声，别过脸，粗声道：“随你！一百块就一百块！明天去兑出来！你留多少我不管，反正家里这份，不能少！”

这就算同意了。虽然语气硬邦邦，但那股子突然降临又未能完全如愿的失落，终究被一百块钱的实在分量给冲淡了不少。晚饭时，破天荒地，母亲用二丫提前预支的“家用”，去切了半斤猪头肉，打了一角钱的老酒。陈大栓闷头喝酒，吃肉，脸上虽然没什么笑模样，但眉宇间那股常年盘踞的愁苦，似乎真的被酒肉和那一百块的希望冲散了些许。

第二天，二丫去邮局兑出了钱。沉甸甸的一百块，用旧布包了，交给父亲时，陈大栓接过去，掂了掂，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藏进了那个豁口陶罐的最深处，动作小心翼翼，仿佛在安置什么易碎的珍宝。

二丫自己则留下了那一百块，连同之前攒下的，她的“小金库”瞬间充盈起来。但她心里没有丝毫放松。钱越多，那个模糊却迫切的念头就越清晰——搬家，离开南市，去法租界。这笔稿费，让这个原本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但她不能声张，连对家人，也暂时不能说。

她取出一部分钱，精心准备了一份谢礼。不是贵重物品，而是一盒上好的徽墨，两支兼毫毛笔，还有一刀质地不错的毛边纸。这是她能想到的、最适合沈伯安先生、又不至于太过俗气的礼物。

再次踏入圣约翰大学，走进那间熟悉的、弥漫着书卷气的办公室时，沈伯安看到她手里的东西，先是一怔，随即了然，温和地笑了：“小说刊登了？恭喜。”

“全靠先生指点。”二丫郑重地将礼物放在桌上，深深鞠躬。

沈伯安请她坐下，问了问稿费情况，点点头：“《沪江文艺》这个数目，算是公允。你的小说，值得。”他顿了顿，看着二丫依旧稚气却沉静过分的脸庞，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最近……还在写吗？”

“在写。试着写点别的，普及家用洋货常识的小文章。”二丫回答。

“好。无论写什么，笔不要停。”沈伯安赞许道，手指无意识地点着桌面，目光望向窗外郁郁葱葱的校园，声音低了些，“这世道，能安静写字读书的日子……怕是越来越难得了。多学点，多写点，总不是坏事。”

他的话里，带着一种二丫能隐约感知、却无法完全理解的忧虑。他似乎想说什么，看了看二丫的年纪，又止住了，只是含糊地提醒：“你常在外面跑，自己也多留心。近来街面上，不太平的气息……重了些。”

二丫心里一凛，郑重应下。她知道，沈先生的担忧，和她从市井中听到的那些不安的窃窃私语，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份隐约的忧虑，在几天后大哥陈铁生回来时，变得具体而尖锐起来。

铁生是趁着店里轮休回来的，脸色有些疲惫，却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听说了二丫稿费的事。进门就先捶了二丫肩膀一下（没敢用力）：“行啊二丫！真给咱家争气！”他眼里是真切的骄傲。

晚饭时，话题自然绕不开这笔“横财”和时局。铁生扒了口饭，忽然压低声音道：“阿爹，你最近拉车，尽量别往闸北那边，还有虹口那边去。”

“为啥？”陈大栓抬头。

“店里听客人闲聊，”铁生神色严肃了些，“说那边东洋人开的厂子、商铺越来越多，浪人（寇国流氓）也常聚集滋事。前几天，好像还有中国工人和东洋工头冲突，被打伤了好几个，巡捕房去了都不怎么管。乱得很。”他看了看父亲，“您拉车，万一碰上什么浑的，吃亏。”

陈大栓眉头皱了起来，闷闷地“嗯”了一声。他拉车路线虽然主要在南市和租界边缘，但有时客人的要求，难免会靠近那些地方。

“还有，”铁生声音更低了，“听说……北边，寇国关东军调动频繁，报纸上虽然说得隐晦，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怕是……要出大事。”

亭子间里一时寂静。窗外的暑热仿佛都渗进了屋里，沉甸甸地压着。母亲搂紧了小弟，大丫停下了筷子。二丫低着头，心脏在胸腔里沉沉地跳。沈先生的隐忧，大哥带回的消息，都在印证她心中那份来自“历史”的恐惧。

陈大栓沉默地喝完碗里最后一口粥，把碗重重一放，站起身：“晓得了。我心里有数。”他走到墙角，拿起工具，开始检查他那辆租来的破车，动作比往常更用力，仿佛在检查一件即将奔赴未知战场的武器。

油灯的光晕摇曳着。二百五十块稿费带来的短暂狂喜，如同投石入水激起的浪花，很快就被更广阔、更晦暗的时局阴影所吞没。但至少，这笔钱，像一颗突然落下的种子，让这个家在风雨飘摇的滩涂上，似乎抓住了一点点可以扎根、可以生长的、微薄而坚硬的土壤。而前路的风浪，已隐约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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