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潮汛将至

六月的上海，像一块被捂在蒸笼里的湿毛巾，热得人透不过气。天还没亮透，那股子黏糊糊的闷热就已经从弄堂的每个角落钻出来，贴着人的皮肤，腻得慌。梧桐叶子耷拉着，失了春日的鲜亮劲儿，蒙着一层灰扑扑的尘。蝉倒是精神，一大清早就扯着嗓子嘶鸣，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头烦躁。

陈二丫醒得比往日都早。其实她一宿都没怎么睡踏实。怀里揣着沈伯安先生给的地址纸条，像揣了块烧红的炭，烙得她心神不宁。那叠用旧报纸仔细包好、麻绳捆扎的稿纸，此刻就放在她枕头边上，黑暗中仿佛能听见纸张轻微的呼吸声。

天光渐渐渗进亭子间，照亮了斑驳的墙和简陋的家什。她悄悄起身，没有惊动身边熟睡的大姐，也没有惊动里间呼吸均匀的父母和小弟。她走到小书桌前，就着窗口透进来的、灰蒙蒙的晨光，再次检查那叠稿纸。麻绳捆扎得结实，边角都用硬纸板衬了，怕路上颠簸弄皱了字迹。她伸出手指，极轻地抚过最上面一页露出的标题——《辙印深深》。墨迹已干，字迹工整，可她的心却像被这潮湿闷热的天气浸泡着，又胀又沉。

送去，先生会怎么看？会笑话她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敢写小说？会觉得文笔幼稚，故事乏味，随手扔在一边？还是会……真的认真看，给出几句指点？

各种念头在脑子里打架，搅得她胃都有些抽紧。可指尖触碰着粗糙的纸页，那份几个月来夜夜灯下伏案、一笔一画将心中景象变成文字的实感，又给了她些许底气。写都写了，最坏不过是被退回，总比永远锁在床板下不见天日强。

她深吸一口气，将稿纸小心地装进一个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旧布袋里——这是她特意找出来装稿子的，比卖烟的布包干净些。背上布袋，又检查了一遍怀里那张写着“圣约翰大学  沈伯安”的纸条，这才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弄堂还没完全醒来，只有零星几户传出窸窣声响。晨风带着一夜沉淀的浊气，混着阴沟和煤烟的味道。她脚步很快，几乎是小跑着穿出迷宫般的巷子，踏上了通往西边租界方向的马路。

越往前走，街景越发不同。路面宽阔了，梧桐树荫也更浓密，虽然同样闷热，但少了弄堂里那股子挥之不去的霉馊气。早起洒水的工人在路边忙碌，水车碾过，留下湿漉漉的痕迹，很快又被蒸腾的热气烤干。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厢里挤满了早起上班的男女，脸上大多带着睡眠不足的疲惫。

圣约翰大学的校门比她想象的气派。铁艺大门敞开着，里面是开阔的草坪和红砖砌成的西式建筑，尖顶在晨光中沉默矗立。门房里坐着个穿制服的老校工，正在喝茶看报。

二丫的心跳得更快了。她走到门房窗口，踮起脚，怯生生地开口：“阿伯，我找……找沈伯安沈先生。他昨天说，让我这个时间送东西来。”

老校工从老花镜上方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旧布袋和瘦小的身板上停了停：“沈先生？他交代过了。你沿着这条路直走，看到那栋有钟楼的红房子，右拐，第二栋楼的三楼，门口有牌子。”

“谢谢阿伯。”二丫松了口气，按照指示往里走。脚下的路是平整的水泥地，两旁绿草如茵，与她熟悉的石板路和污水横流截然不同。偶尔有穿着整齐学生装的青年或穿着旗袍、抱着书本的女学生走过，好奇地瞥她一眼，又匆匆移开目光。她感觉自己像一滴误入清水的油，格格不入。她下意识地把背上的布袋往身前拢了拢，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找到那栋楼，爬上昏暗的楼梯。三楼走廊很安静，只有尽头一扇窗户开着，涌进些微带着草腥气的热风。她找到“沈伯安”的牌子，门虚掩着。她站在门口，手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心跳得像擂鼓。

终于，她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沈伯安温和的声音。

二丫推开门。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塞满了厚薄不一的书籍，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墨水的特殊气味。沈伯安正坐在靠窗的书桌前，伏案写着什么，闻声抬起头。

“沈先生。”二丫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紧。

“来了？”沈伯安放下笔，站起身，脸上露出笑容，“进来坐。路上热吧？”

“还好。”二丫走进来，小心翼翼地从布袋里取出那叠稿纸，双手递过去，“沈先生，这是……稿子。”

沈伯安接过，掂了掂分量，比昨天预估的还要厚实些。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指了指窗边一张藤椅：“坐。喝点水。”他拿起桌上的玻璃壶，倒了杯凉开水递给二丫。

二丫局促地坐下，双手接过杯子，冰凉的触感让她稍微镇定了一些。她小口抿着水，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跟着沈伯安的动作。只见他将稿纸放在书桌空处，解开了麻绳，掀开旧报纸，露出了第一页。他的目光落在标题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翻开了第一页。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蝉鸣。二丫屏住呼吸，看着沈伯安沉静的侧脸。他看得很慢，很仔细，眉头时而微蹙，时而舒展，手指偶尔在某一页上轻轻点一下，却没有说话。

时间仿佛被这闷热的空气凝滞了，又仿佛过得飞快。二丫手里的水杯空了，她也不敢动。不知过了多久，沈伯安终于抬起头，合上了稿纸——他只看了大约十几页。

“文字很干净。”他开口，声音平和，“看得出下了功夫。”他顿了顿，看向二丫，目光里带着审视，也带着鼓励，“不过，我今天恐怕看不完。这样厚的稿子，需要时间细读。你先放在我这里，我看完了，再跟你细说，好伐？”

二丫心里那块悬着的大石头，并没有完全落地，但至少没有砸下来。她连忙点头：“好，好的，沈先生。不着急，您慢慢看。”

“你住在南市？”沈伯安问。

“嗯，寿康里。”二丫回答。

“那我看完，怎么找你方便？”沈伯安思索着，

“可以到巷子口的烟纸店，是个宁波阿婆的店，说找陈二丫就行。”二丫说，“或者……我过一阵子再来问问？”

“不用来回跑。”沈伯安摆摆手，“我看完了，若觉得有需要当面说的，我会托人带信到烟纸店。若是书信能说清，我就写信。”他看了看二丫紧张的小脸，语气放得更温和些，“别太担心。能写完，就是胜利。回去吧，路上小心。”

“谢谢沈先生。”二丫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走出那栋红砖楼时，夏日上午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晒得地面发烫。她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心里那股沉甸甸的忐忑，被一种混合着虚脱和微茫希望的复杂情绪取代。至少，先生没有立刻否定。至少，他答应看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而等待的时间，生活依然要继续，甚至有了些不同往日的、轻快的节奏。

从圣约翰大学往回走的路上，二丫没有直接回家。她拐去了菜场——不是弄堂附近那个零散的小市集，而是稍远些、规模大些的菜市场。六月正是各种时鲜上市的时候，空气里混杂着鱼腥、菜叶和泥土的气息，嘈杂而充满生机。

她的脚步停在一个鱼摊前。木盆里，清水养着些活蹦乱跳的小鱼，更多的是各种海鱼，银白的带鱼泛着冰凉的金属光泽，黄鱼眼睛圆鼓鼓的，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杂鱼，价格便宜些。卖鱼的是个精瘦的黝黑汉子，系着油污的围裙，正大声吆喝：“新鲜到港！小黄鱼！透骨新鲜！”

二丫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家里的外债，前几天终于彻底还清了。父亲把最后几枚银角子交给最后一个债主时，那张常年愁苦的脸上，罕见地露出了一点如释重负的、近乎茫然的神色。母亲搂着小弟，眼圈红了，却没哭出来，只是嘴角一直在微微颤动。大姐低头缝着衣服，针脚比平时更快更密。

压在头顶的大山，一朝挪开，整个亭子间的空气仿佛都清爽了许多。虽然依旧贫穷，虽然前路依旧漫长，但那份随时可能被债务逼到绝境的恐惧，暂时消散了。

这不仅仅是父亲拉车和二丫卖烟的收入，二丫那些陆续发表在几家小报“儿童园地”上的译作，稳定的、虽然微薄却源源不断的稿费，像滑润的细流，悄无声息地加速了还债的进程，也成了这个家庭一份意外的、体面的底气。

还清债的第二天，母亲李秀珍把二丫叫到跟前，将一小叠剩下的铜板和角子塞回她手里，声音轻轻地说：“二丫，这些……是你写文章挣的，多出来的。你留着，买点纸笔，或者……给自己添点什么。”

二丫没收。她看着母亲渐渐恢复血色的脸，看着角落里小弟咿咿呀呀挥舞的小手，心里那个念头更清晰了。

“娘，”她说，“债还清了，咱们……也吃点好的吧。您身体要补，小弟也要营养。这钱，咱们买点好吃的，全家一起。”

此刻，站在鱼摊前，这个念头化作了具体的行动。她指着那堆价格适中、看起来也新鲜的小杂鱼：“阿叔，这个怎么卖？”

“小妹妹，眼光好！这鱼烧汤、红烧都鲜！三个铜板一斤！”鱼贩子麻利地拿起秤。

“要一斤。”二丫数出铜板。又去旁边的菜摊买了把碧绿的空心菜，几块老豆腐，一小把葱姜。最后，犹豫了一下，在一个卖熟食的摊子前停下，买了小小一包卤豆干——这是父亲偶尔喝粥时，会多看两眼的东西。

拎着沉甸甸的菜篮子往回走，日头已经升得老高，热浪蒸腾。汗水顺着她的额角往下淌，后背的衣衫也湿了一小片。但心里却是暖的，踏实的。这种用自己挣来的钱，给家人买一顿稍好饭菜的感觉，比当初数着铜板攒钱买纸笔时，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属于“家”的责任和满足。

她想象着晚上饭桌上，母亲苍白的脸上或许会露出更多笑容，父亲沉默的咀嚼也许会慢一些，大姐可能会轻声说“今天菜真好”，小弟闻到鱼汤的香气会兴奋地挥舞小手……这点微不足道的改善，对于这个刚从债务泥潭里爬出来的家庭来说，不啻于一场小小的庆典。

然而，弄堂这个小小的江湖，从来藏不住秘密，也容不下别人过得太好。

二丫提着菜篮子刚拐进寿康里，就听见一阵粗嘎的、带着浓重醉意的笑声从弄堂深处传来，像砂纸磨过耳膜。

是王癞子。他显然又喝多了，脸红脖子粗，敞着怀，露出精瘦的胸膛，正摇摇晃晃地站在陈家门口不远处，对着刚拉车回来、正在门口擦拭汗水的陈大栓嚷嚷。

“哟！陈大栓！回来啦？今朝生意好啊？”王癞子打着酒嗝，斜睨着陈大栓，眼神浑浊，“听说……听说你们家把胡三爷的印子钱都还清啦？可以啊！老陈，在哪里发财啊？带着兄弟我也沾沾光嘛！”

他的嗓门很大，引得几户邻居都悄悄开了门缝张望。赵爷爷蹲在自家门口收拾炭筐，闻言皱了皱眉，没吭声。王嫂子倚在自家门框上，嗑着瓜子，脸上似笑非笑。

陈大栓擦汗的动作停了一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闷声道：“王哥说笑了。拉车能发什么财？一点一点攒，砸锅卖铁还债。”

“一点一点攒？”王癞子嗤笑一声，晃荡着走近两步，满嘴酒气喷到陈大栓脸上，“拉车那点铜钿，我还不知道？够糊口就不错了！还清胡三爷的钱？那可不是小数目！陈大栓，咱们多年邻居，你有发财路子，可不能独吞啊！”

他的话越说越离谱，也越说越难听，话里话外暗示陈大栓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营生。周围看热闹的目光也多了几分探究和猜疑。

陈大栓的脸色沉了下来，腮帮子鼓了鼓。他知道王癞子是借酒撒疯，但这话传出去，对家里名声不好。他正想硬邦邦地顶回去，一直沉默的宁波阿婆从自家烟纸店里走了出来。

阿婆手里拿着块抹布，慢悠悠地擦着柜台，眼皮都没抬，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地飘过来：“癞子，吃醉了就回去困觉，在弄堂里瞎三话四做啥？大栓一家还得债，那是人家起早贪黑、一分一厘攒出来的辛苦铜钿。怎么，只许你赌场里进出，不许人家拉车还债？啥个道理？”

她的话软中带硬，既点明了陈家的钱来得正当（辛苦钱），又暗刺了王癞子的不务正业（赌场）。王癞子被噎了一下，酒醒了两分，瞪着宁波阿婆，想发作，又似乎有些忌惮——阿婆在这弄堂里住了几十年，人缘好，见识广，也不是好惹的。

“我……我这不是替大栓高兴嘛！”王癞子悻悻地嘟囔，换了副腔调，“还清债是好事情！恭喜恭喜啊！”他说完，也不等回应，晃晃悠悠地转身回了自己家，门摔得震天响。

看热闹的人渐渐散了。陈大栓对宁波阿婆投去感激的一瞥，阿婆摆摆手，继续擦她的柜台，仿佛刚才只是说了句再平常不过的话。

二丫站在弄堂口，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她提着菜篮子的手，微微紧了紧。王癞子的醉话像一根刺，虽然被宁波阿婆挡了回去，但那种被窥探、被揣测的不适感，还是留了下来。她知道，父亲和自己写文章赚稿费的事，父亲守口如瓶，宁波阿婆和赵阿婆也绝不会多嘴。但家里境况的改善，终究是瞒不过周围的眼睛。尤其是像王家这样心术不正、又见不得别人好的邻居。

债还清了，是好事。但弄堂里的日子，就像这六月闷热的天气，看似平静，底下却涌动着复杂的人心和暗流。潮汛将至，未必只是天气。

她定了定神，提着篮子，朝着自家那扇熟悉的、此刻显得格外亲切的木板门走去。鱼和菜的重量坠在臂弯里，是生活的分量，也是前行的力量。晚上，会有鲜美的鱼汤。而明天，日子还要继续，文字还要写，路，也还要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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