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一年后的秋天，“静薇姐妹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
工作室就在我服装店的二楼，六十平米的空间，分隔成咨询室、会议室和一个小型图书角。装修简单温馨，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我请一位书法家写的：“渡人渡己”。
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陈姐、老李、刘姨这些老邻居自然不用说，赵明宇和周子轩也来了，还带来了他们的朋友。媒体的记者也来了几个，举着相机拍照。
我没有搞剪彩仪式，只是准备了一些茶点，让大家随意交流。赵明宇主动提出，每周五下午来工作室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周子轩则承诺，工作室如果需要活动场地，他的服装店可以提供。
“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这片的名人了！”陈姐笑着说，“大家都说，你是从苦难里开出花来了。”
“什么名人，就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给大家倒茶。
正说着，门口进来一个人。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衣着朴素，神色憔悴。她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请问……这里是帮助家庭纠纷的地方吗？”她怯生生地问。
“是的，请进。”我迎上去。
女人坐下后，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丈夫早逝，她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卖了老房子供儿子出国读书。儿子毕业后留在国外，娶了外国媳妇，很少回来。现在老房子拆迁，儿子突然回来，要分拆迁款。
“他说房子有他一半，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女人抹着眼泪，“可是那房子是我和他爸当年一起攒钱买的，他爸走了之后，是我一个人还的贷款。供他读书的钱，也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现在他要分钱，还要把我赶出去……”
我递给她纸巾，静静地听。这样的故事，这一年我听了太多。父母倾尽所有供子女读书，子女学成后却反过来算计父母；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反目成仇；夫妻离婚后为了一点点财产争得你死我活……
人性在金钱面前，往往经不起考验。
但人性中也有光。
等女人讲完，我开始给她分析：法律上儿子确实有权继承父亲的那部分遗产，但母亲多年的付出和贡献也应该被考虑。建议她先和儿子沟通，如果不行再走法律途径。同时，我介绍了赵明宇给她，约了下周五的法律咨询。
女人千恩万谢地走了。陈姐感慨：“又是一个可怜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我说。
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大多数时候，我只是一个倾听者，听那些被亲情伤害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给他们倒一杯茶，递一张纸巾。有时候，我会分享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比较谁的苦更多，而是为了告诉他们：你看，我也经历过，我走出来了，你也可以。
渐渐的，工作室有了一点名气。有人慕名而来，有人经人介绍，甚至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我开始需要预约，每天只能接待三到四位访客。
赵明宇说这是好事，说明有需求。他帮我把工作室注册成了正式的公益组织，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第一笔捐款来自一个匿名的网友，五千元，附言：“谢谢你让我相信，善良会有回响。”
我把每一笔捐款都公示在工作室的墙上，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记录。透明，是信任的基础。
秋天深了，服装店的“姐妹”系列卖得特别好。周子轩又设计了一个新系列，叫“重生”，灵感来自破茧成蝶。我们商量着，把“姐妹”和“重生”两个系列的收益，拿出百分之十捐给工作室。
“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周子轩说，“帮助别人的人，自己也会得到帮助。”
十一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个从非洲寄来的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但我知道是谁。
打开，里面是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粗糙但温暖。还有一本相册，里面是林薇在非洲的照片：她教孩子们读书，帮妇女们打水，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照片里的她晒黑了，瘦了，但笑容很真实，眼睛里有光。
相册的最后一页，贴着一张纸条：
“姐，这里的孩子没有课本，我就自己编教材；没有教室，我们就在树下上课。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梦想是当医生，因为她的妈妈死于难产。我看着她，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个一心想要飞出小城的女孩。不同的是，她想飞回来，帮助更多的人。这一年，我教了三百个孩子，帮五十个妇女学会了识字。虽然累，但每晚都睡得很踏实。谢谢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还有，对不起。林薇。”
我把围巾围上，很暖和。相册放在工作室的书架上，和其他来访者的纪念品放在一起。
赵明宇来咨询时看到了，问：“她寄来的？”
“嗯。”
“变化很大。”
“是啊。”
“你会原谅她吗？”
我整理着书架，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年来很多人问过，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原谅不是一瞬间的事，”我说，“是一个过程。我现在不恨她了，但要说完全原谅，可能还需要时间。”
“理解。”赵明宇点头，“有些伤痕，需要一辈子来愈合。”
“但至少，”我笑了笑，“她在变好，我也在变好。这就够了。”
十二月底，工作室成立三个月，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答谢会。邀请了过去三个月所有来咨询过的人，还有帮助过工作室的朋友。陈姐带来了她老公茶馆新研制的点心，周子轩提供了场地布置，赵明宇做了简短的法律讲座。
来了三十多人，把小小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互相鼓励，气氛温暖而融洽。
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有些腼腆地说：“我来说两句吧。三个月前，我来这里的时候，想死的心都有。我弟弟骗走了我所有的积蓄，老婆要跟我离婚，我觉得人生完了。林老师听我说了一下午，没给我什么建议，就是听我说。但说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糟。后来赵律师帮我打了官司，要回了一部分钱。现在我找了一份新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踏实。老婆也没跟我离婚，说看我还有救。”
大家都笑了，鼓掌。
一个女人接着说：“我也是。女儿在国外，找了个外国男朋友，说要结婚，不回来了。我把所有的养老金都寄给她买房子，结果她连婚礼都没请我参加。我觉得自己白养了这个女儿，整天以泪洗面。来这儿之后，林老师告诉我，爱不是投资，不求回报。现在我每周跟女儿视频一次，关系好多了。她说明年带外孙回来看我。”
一个又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从绝望中走出来的人。
最后轮到我。我站起来，看着这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心里充满感激。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我说，“三个月前，我开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只是想帮帮那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但我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被治愈最多的人，是我自己。”
“听你们的故事，看你们一点点走出阴霾，我开始明白，苦难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理解的。被伤害过的人，更懂得如何不伤害别人。失去过的人，更珍惜拥有的东西。”
“这个工作室叫‘姐妹’，不是因为我和我妹妹的故事，而是因为，我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像姐妹一样的地方——可以倾诉，可以依靠，可以互相扶持。无论你是姐姐，还是妹妹，是母亲，还是女儿，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理解和支持。”
掌声响起，持续了很久。
活动结束后，大家陆续离开。赵明宇帮我收拾场地，突然说：“林静，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
“如果林薇现在回来，你会见她吗？”
我擦桌子的手顿了顿：“会。”
“然后呢？”
“然后……就看她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了。”我继续擦桌子，“人都会变，我也在变。一年前的我，可能不会见她。但现在，我觉得，给彼此一个机会，不是坏事。”
赵明宇笑了：“你变了。”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柔软了。”他说，“也变强大了。”
收拾完，赵明宇走了。我独自站在工作室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夜景。这个城市依然灯火璀璨，但不再让我觉得冰冷和遥远。
手机震动，是一条新邮件提醒。来自林薇。
“姐，项目结束了，我明天回国。如果你愿意见我，下午三点，老地方见。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无论如何，谢谢你给了我这一年。林薇。”
老地方，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一家甜品店，后来拆迁了，但原址附近新开了一家。她居然还记得。
我回复：“好。”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到了。甜品店装修得很温馨，空气里弥漫着奶油的甜香。我选了靠窗的位置，点了两杯奶茶——她小时候最爱喝的。
三点整，门开了。林薇走进来，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毛衣，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但眼神清澈。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姐。”她轻声说。
“回来了。”我把一杯奶茶推到她面前，“还是热的。”
她看着那杯奶茶，眼圈突然红了。
“别哭，”我说，“妆花了不好看。”
“我没化妆。”她笑了，眼泪却掉下来，“在非洲，化妆给谁看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喝着奶茶。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这一年，”她先开口，“我想了很多。想我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想我到底想要什么，想我欠你什么，又想还你什么。”
“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一些。”她看着手里的奶茶，“我想要的，从来不是出国留学，不是剑桥博士，不是名牌包包，不是别人的羡慕。我想要的是被爱，被重视，被认可。但我用错了方法，我以为那些外在的东西能给我这些，结果越走越远，最后连最开始的爱都失去了。”
我静静地听。
“在非洲，我教那些女孩读书。她们中的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走不出那个村子。但她们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她抬起头，看着我，“不同的是，她们感谢每一个帮助她们的人。而我，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
“现在呢？”我问。
“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她说，“爱不是，付出不是，宽容更不是。姐，我不求你现在就原谅我，但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变了。我会用余生来证明这一点。”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我在非洲的日记。”她说，“每一天，我都记下自己的反思。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一共三百六十五页。我想让你看到，我不是说说而已，我是真的在改变。”
我翻开笔记本。字迹工整，每一页都写得很满。有反思，有感悟，有忏悔，也有希望。最后一页写着：“今天要回国了。不知道姐姐会不会见我，但无论如何，我要回去。因为真正的改变，不是逃避，而是面对。”
合上笔记本，我看着眼前的林薇。晒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朴素的笑容。不再是那个精致的海归博士，而是一个历经沧桑却眼神清澈的女人。
“姐，”她小心翼翼地问，“我能在你的工作室帮忙吗？不要工资，就是打杂。我想做点什么，来弥补……”
“工作室缺一个项目助理。”我说，“负责整理案例，接待访客，安排预约。工资不高，但管饭。”
她愣住了，然后眼泪涌出来，拼命点头：“好！我干！我一定好好干！”
“但有个条件。”我认真地说，“不准提起我们的关系。在工作室，你就是普通员工，我是负责人。一视同仁，没有特殊待遇。”
“我明白。”她擦掉眼泪，“这样最好。”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聊了聊她在非洲的经历，聊了聊工作室的情况。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小心翼翼地试探，慢慢地靠近。
最后，我说：“走吧，带你去工作室看看。”
走出甜品店，秋天的阳光正好。我们并肩走在人行道上，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不远，也不近。
风吹过，路边的梧桐树叶哗哗作响。我抬头看了看天，很蓝。
“姐，”林薇突然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给我机会。”她说，“也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即使在我放弃自己的时候。”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林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我放弃的，是那个只知道索取、不懂感恩的妹妹。但如果你真的变了，我愿意重新认识你。”
她哭了，又笑了，用力点头。
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工作室的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路还很长，但我们都在路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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