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思想交流

“小勋，我要购买开办小型棉纺织厂、小型服装厂、小型水泥厂、小型面粉厂的所有设备。”

“还有，足够以上工厂运转1月的原材料。”

【总计消耗2000枚勋章，设备将在明日清晨陆续送达，请注意接收。您还剩10429枚普通勋章。】

华瑜收回心神，看向对面的熊武。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半个身子陷在阴影里，手里的烟头明明灭灭。

“华司令。”他叫了一声，顿了顿，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碎，“今天台上的那些人，该杀。可你把他们的脑袋挂在城门楼子上，风一吹，那头就在城楼上晃荡——这太过了。现在大家脑子里的热血劲儿还在，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那明天呢？满城百姓抬头一看，怕得就不是法，而是你！”

他抬起眼，墙边条案上煤油灯跳动的火光在他瞳孔里缩成一个小点，又亮又深。

华瑜没接茬，他端起那碗凉茶呷了一口，放下，手指在茶几上轻轻敲了两下。

“熊教练，”他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你知不知道商州去年一年多收了多少税赋？三倍！一份交到了省里，剩下两份当官的贪了。那些多出来的税赋是从哪里收的，富绅吗？不！都是从平民百姓的嘴里扣出来的。这些人，官绅勾结，迫害百姓，不把他们捏死，难不成还要供起来？”

熊武又点起一根烟，身子往前探了探，灯光把他的脸劈成明暗两半，“我没说他们不该死。我说的是法子。你开公审大会，替百姓申冤，这叫法。你把死人的脑袋挂到城楼上，这叫——叫——”

“叫什么？”华瑜截住他的话头，嘴角微微向上扯了一下，那个弧度在灯影里看着不像笑，更像刀锋在磨刀石上轻轻一带，“叫酷烈？叫暴虐？”

熊武没说话，默认了。

华瑜站起身，走到条案前，把灯芯往上拨了拨，火苗蹿高了一截，后堂里的影子齐齐往后退了一步。他转过身来，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只听见他的声音，不重，却像钉子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木头里楔。

“熊教练，你没见过那些被土匪糟蹋过的村子。全家灭门，三岁的孩子挑在枪刺上，女人被糟蹋了再扔进井里。那些苦主在台上哭得昏过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心里头盼的是什么？盼县太爷升堂？盼省里派人来查案？他们盼的就是城门楼子上多一颗脑袋。”他说到这里停了停，“乱世不是太平年月。太平年月的法，是绣花针，一针一线要绣出规矩。可现在是乱世——乱世的法，是刀，是炮，是城门楼子上挂着的脑袋。你让百姓看到这些，百姓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公道，哪怕这公道来得晚，来得糙，来得血淋淋的。”

熊武沉默了良久，烟雾在灯影里袅袅地升，他的脸在烟雾后面忽隐忽现。最后他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把心里的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吐了出来。

“华司令，我只怕你这条路上走着走着，手上沾的血多了，有一天洗都洗不掉。甚至......心也变了。”

华瑜转过头，望着窗棂外面那一片沉沉的夜色，隔了许久才说了一句话，轻得像自言自语。

“这世道，谁的手又是干净的。至于心，就交给时间吧。”

熊武重重吐出一口烟圈，将凉茶饮尽，“华司令，你怎么看革命党？”

华瑜本已坐回太师椅上，听见这话，身子微微一顿，随即往后一靠，椅背发出一声闷响，“西装穿得笔挺，领带打得溜光，嘴里全是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宪政，共和。讲起来头头是道，听得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马去砸了衙门。讲完了，散会了，他们坐上黄包车回公馆，喝茶看报写文章。他们的革命，是嘴巴上的革命，是报纸上的革命。他们的血，是印在传单上的红墨水。”

“你这话，对，也不对。”

华瑜挑眉看他。

熊武也不急，拿起桌上那碗凉茶咕咚灌了一大口，抹了一把嘴。

“黄花岗。”他把这三个字念得很慢，像是每个字都有千斤重。“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广州。年初的事。”

“一百二十个人，攻打总督衙门。”

他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

“领头的是黄兴，黄克强。他带着那一百二十号人，每人臂上缠一条白布，脚上穿黑面胶鞋，怀里揣着炸弹，手里端着枪，从越华路小东营的据点冲出来。一出街口就撞上了巡防营，双方交火。黄兴冲在最前头，双手各持一把手枪，左右开弓，打得巡防营抬不起头。他们一路杀到总督衙门，炸开了大门，冲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张鸣岐从后门跑了。他们烧了衙门，又往外冲，半路上遇到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人马，那一仗，从下午打到天黑，从街头打到巷尾。”

熊武停了停，拿起茶碗灌了一口凉茶。他的手在抖，茶水晃出来洒在手背上，他没擦。

“一百二十个人。最后活下来的，不到三十个。死了的，有些连名字都没留下。后来有个报馆的记者偷偷去收尸，在越秀山脚的咨议局门前找到了七十二具尸体，合葬在黄花岗。”

“华司令，你知道那七十二个人里头，都是些什么人吗？”

他开始一个个地数，像是把那些名字从记忆的深处一个一个地挖出来，每个名字都被血泡过。

“林觉民。福建人，二十岁出头，留日学生。起义前三天，他在香港滨江楼给妻子写了封信——‘意映卿卿如晤’。那封信里头有一句话，你听着。”他闭了一下眼，然后一字一顿地背出来，“‘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他把信交给朋友，说，如果我死了，把这封信寄给我妻子。起义那天，他腰部中弹，力竭被俘，在刑场上谈笑自若。”

他又数下去。

“方声洞。也是留日学生，起义那天，他在双门底中弹，知道自己不行了，对身边的战友说——‘我死不足惜，惟愿诸君努力’。说完就咽了气。”

“喻培伦。四川人，在日本学化学，会造炸弹，起义前不眠不休造了几百颗炸弹。他一只胳膊在制造炸弹时被炸残了，只剩下一只手。起义那天，他用那只手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冲在最前面，一路走一路投，炸得清军魂飞魄散。弹尽被俘，临刑前大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还有两个。”熊武的眼睛红了，但他没有流泪，那层红是烧红的，像炉膛里的火，“一个是四川人饶国梁，一个是四川人秦炳。他们两个家里都是种田的，不识字，没留过洋，没念过新学，什么主义什么理论，他们一个字都不懂。他们为什么参加起义？因为家里的地被官府霸占了，因为苛捐杂税把人逼得活不下去了。他们在广州城的小巷子里打光了子弹，被乱刀砍死。死的时候，一个十九岁，一个二十二。”

熊武那番话说完，后堂里静了足足有一支烟的工夫。煤油灯的火苗直直地往上窜，连晃都不晃一下，像是也被这番话压得不敢动。

华瑜把茶碗端起来，没喝，又放下了。他忽然笑了一声。

“熊教练，看来你今晚是想说服我加入革命党啊。”他抬起眼，眼睛里没有怒意，却有一种比怒意更沉的东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摆出来，摆在我面前，像是在问我：华瑜，你敢不敢也把自己的命点着了扔出去，为了国家！我敢！可你今晚说的这些烈士，他们在革命党里，是骨头，是脊梁，是最亮的那几颗星。可革命党里头，不止有星星。”

他把茶碗往茶几上重重一顿，茶水溅出来，他也不擦。

“革命党，有真革命，也有假革命。真革命的，像你说的，提着脑袋往前冲，死了连名字都留不下。可假革命——哼。”他冷笑了一声，那声冷笑在空荡荡的后堂里回荡着，刺耳得像用刀子刮碗边。

“你见过那种人吗？西装三件套，皮鞋擦得能照见人脸，袖口的扣子是金的，嘴里叼着雪茄，坐在公馆的沙发里，翘着二郎腿跟你谈革命。谈民生，谈共和，谈宪政，谈得口沫横飞。谈完了，仆人端上来一桌酒菜，鱼翅羹，八宝鸭，喝的是法国红酒。酒过三巡，他们开始分官——革命还没成功呢，他们已经在商量谁当都督、谁当部长了。”

“这就是我最恨的地方。革命党这面旗是好的，可扛旗的人里头，有人拿它当遮羞布，有人拿它当登天梯，有人拿它当杀人刀。而那些真正配得上那面旗的人，都死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可以信那个主义，但我绝不信那帮人。与其被人当刀使，我不如暂时信我自己，等一个更加纯粹的党派出现再加入。”

华瑜端起茶碗，“熊教练，天色晚了，早点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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