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新声

槐树胡同三号是座一进的小院，灰墙青瓦，门前果真立着棵老槐树，叶子已黄了大半，风一过便簌簌地落。傅云舟推开门时，一片黄叶正巧飘到他肩头。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齐整。正中是青砖铺地，西墙角有口水井，井边搁着木桶；东墙根下搭了葡萄架，这时节叶子稀疏，枯藤虬结，倒有几分画意。三间北屋，一明两暗，明间是客厅，东屋是卧房，西屋空着，正好做书房。

张晋帮着把简单的行李搬进来——不过一个藤箱，几捆书，还有督军府送来的被褥用具。

“傅先生看看还缺什么，我让人置办。”张晋将藤箱放在卧房地上。

傅云舟环视四周。客厅里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靠墙有个条案，案上空空，只放了个青瓷瓶。窗纸是新糊的，透着亮堂的光。这比他在省城租的那间潮湿的亭子间不知好多少。

“足够了，已经很周到。”傅云舟真心实意地说，“张副官回去替我谢谢少帅。”

张晋点点头，又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这是少夫人让给的。”打开看，是一套文房四宝，笔是狼毫，砚是普通的端砚，但磨得光滑；还有一刀毛边纸，纸色微黄，质地绵软。

傅云舟接过，指尖抚过温润的砚台，心头涌起一阵复杂的暖意。

送走张晋，他独自站在院子里。秋阳正好，暖烘烘地照在身上。井边有只麻雀在啄食着什么，见人也不怕，歪头瞅了他一眼，又继续啄。

深深吸了口气，傅云舟开始收拾屋子。

卧房里有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他把被褥铺好，衣服挂起，几件旧衫袖口都磨毛了边，但他叠得整整齐齐。藤箱最底层，用油纸包着几本书——《天演论》《新民说》，还有一本《饮冰室文集》，书页卷了边，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他把这些书拿到西屋，摆在空荡荡的书架上。

书架是旧的，但擦得干净。旁边有张宽大的书桌，临着窗。傅云舟把沈清澜送的文房摆上，砚台放在右上角，笔架挂起两支笔，镇纸压住那刀毛边纸。做完这些，他站在桌前，看着窗外。

窗外正对那架枯葡萄藤。再远些，邻家的烟囱正冒着炊烟，袅袅地升上青天。不知谁家在炒菜，油锅刺啦作响，葱花的香气隐隐飘来。

这就是他往后要生活的地方了。不再是省报馆那个慷慨激昂的傅主笔，而是北地城槐树胡同三号一个普通的撰稿人。这个认知让他心下平静，又有些微的怅惘。

中午时分，隔壁传来敲门声。傅云舟开门，见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圆脸，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个粗瓷碗。

“是傅先生吧？”妇人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叠，“我是西边邻居，姓王。张副官交代了，说您刚搬来，怕是还没开火。我蒸了包子，白菜猪肉馅的，您尝尝。”

碗里躺着四个大白包子，还冒着热气。傅云舟连忙接过：“这怎么好意思……”

“街里街坊的，客气啥。”王婶子爽快地说，“听说您是有学问的人，在报馆做事？真好。我儿子在学堂念书，陈先生教的，回来总说要多识字，将来才能像傅先生这样有出息。”

傅云舟心下触动。在省城时，他写文章骂当局，总觉得自己在为民请命。可那些文章究竟有多少真正传到“王婶子”这样的人手里？她们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业，是一日三餐，是街坊邻里的照应。

“多谢王婶。”他郑重地说，“改日一定登门道谢。”

“道啥谢，几个包子罢了。”王婶摆摆手，又压低声音，“傅先生，咱们这条胡同清净，但晚上还是早些关门。前些日子东头老李家遭了贼，虽说巡警后来抓住了人，总归小心些好。”

傅云舟点头记下。王婶又闲话几句，这才转身回了自家院子。

关上门，傅云舟端着包子走到桌前。包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鲜香。他慢慢吃着，想起狱中那些日子，想起自己曾以为会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而今坐在这陌生小院的阳光下，吃着邻居送来的热包子，竟有种隔世之感。

午后，他出了门，按张晋给的地址往报馆去。

《北地新声》的报馆在城东文庙街上，离督军府不远。那是座两层小楼，原本是家倒闭的绸缎庄，如今门口挂了木牌，白底黑字写着“北地新声报社”，字是颜体，厚重端正。

傅云舟推门进去，一楼是排字间和印刷处，几个工人正在忙碌。铅字特有的气味混着油墨香扑面而来，这味道他熟悉——在省报馆待了三年，这气味几乎浸入衣衫。

“找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伙计抬头问。

“我找陈先生。敝姓傅，傅云舟。”

伙计眼睛一亮：“傅先生！陈先生交代了，您来了直接上二楼。这边请。”

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豁然开朗，打通了三间铺面，摆着七八张桌子，靠墙是一排书架，堆满了书报资料。窗边有张最大的书桌，后面坐着个五十来岁的先生，清瘦，穿灰布长衫，正伏案写着什么。

“陈先生，傅先生来了。”伙计通报。

陈先生抬起头。他面庞清癯，眼神却亮，看人时有种温和的锐利。他放下笔，起身迎过来：“云舟兄，久仰了。我是陈望之。”

傅云舟拱手：“陈先生，叨扰了。”

“哪里的话，你能来，是报社的幸事。”陈望之引他到窗边坐下，亲自倒了茶，“少帅前日与我谈过，说你文章胆识过人。我在省城的友人也提过你，那篇《苛政猛于虎》，写得好。”

傅云舟微微苦笑：“好是好，差点要了命。”

陈望之摇头：“这世道，说真话总要付出代价。但正因如此，才更要有人说。”他话锋一转，“不过在北地，我们说话的方式可以不同些。少帅给了我们一块地，虽然边界清楚，但在这边界之内，我们能种的庄稼不少。”

这话说得巧妙。傅云舟端起茶盏，碧绿的茶汤里叶片舒展：“愿闻其详。”

陈望之从桌上拿起几份报纸：“这是前几期的《北地新声》。你看这一版，写的是城西水渠年久失修，夏涝时淹了三十几户人家。文章没有骂谁，只是摆事实：水渠建于光绪年间，至今已二十七年；去年修缮预算是一千二百银元，实际到位八百；受灾户报损失共计……”

傅云舟接过来细看。文章写得平实克制，数据详实，最后提出具体建议：成立由街坊代表、商会和督军府三方组成的修缮委员会，资金由督军府出一半，商会募捐三成，受益户出两成，秋后动工，明春前完工。

“这篇文章登出后，”陈望之说，“商会主动联系，愿意多出一成。督军府批了款子，现在委员会已经成立，正在勘测。若顺利，下月初就能开工。”

傅云舟抬起头：“这是……真的会落实？”

“白纸黑字登在报上，全城百姓都看着，能不落实吗？”陈望之笑了笑，“这就是北地的规矩：可以提问题，但最好带着解决方案；可以批评，但要基于事实。少帅说，这叫‘建设性的监督’。”

建设性的监督。傅云舟在心里咀嚼这个词。他从前信奉的是“不破不立”，总觉得要先打破旧的，才能建新的。可打破之后呢？瓦砾堆上如何立起新厦？他从未细想。

“这一版，”陈望之又递过一份，“是关于新式学堂师资短缺的。我们调查了全城七所学堂，按学生数算，至少缺九位先生。文章登出后，有三位从省城回来的师范生主动应聘，督军府又拨了一笔钱，提高先生们的薪俸——虽然不多，但总是个开始。”

傅云舟一页页翻看。这些文章没有他从前那种犀利激昂的笔调，却更扎实，更有力量。因为它们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北地的泥土里，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相连。

“我明白了。”他合上报纸，“陈先生希望我写什么样的文章？”

陈望之望着他：“写你看见的北地。好也罢，不好也罢，如实写。但写的时候，想一想：如果这个问题交给你来解决，你会怎么做？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建议，也比单纯的指责更有价值。”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沓稿纸：“这些是读者来信。有抱怨路灯太暗的，有说集市管理混乱的，有问为什么某条路不修的……我挑了十几封，你可以看看。不妨选一两件，去实地看看，和当事人聊聊，然后写篇文章。”

傅云舟接过信。信纸各式各样，有的甚至是孩子用的作业纸。字迹也五花八门，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还有错别字。但每封信都写得认真，反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难题。

“他们……真的会看这些信？”

“每封都看。”陈望之郑重地说，“少帅要求报社设立读者信箱，每封信都要登记，能公开答复的登报，不宜公开的也要给回执。他说，百姓肯写信来，是信任这份报纸。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金贵。”

傅云舟捏着那沓信，忽然觉得沉甸甸的。

这时楼梯又响，上来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学生装，手里抱着摞资料：“陈先生，上个月修路的开支明细送来了，您过目。”

陈望之接过，扫了几眼，点点头：“账目清楚。小赵，这位是新来的傅先生，傅云舟。以后市政民生这一块，傅先生主要负责。”

年轻人看向傅云舟，眼睛一亮：“您就是写《苛政猛于虎》的傅先生？我在省城读书时读过您的文章！”他激动地上前握手，“我叫赵启明，北大毕业的，回来半年了，在报社做记者。”

傅云舟有些意外。北大毕业，却回北地这小城做记者？

赵启明看出他的疑惑，笑道：“我爹说，北大毕业又怎样，能帮家乡做点实事才是正经。陈先生这儿，我觉得能做实事。”

这话说得朴实，却让傅云舟心头一热。

陈望之笑道：“启明熟悉本地情况，云舟兄有什么想了解的，尽可问他。今天你先熟悉环境，明天开始，让启明带你跑跑。”

傅云舟在报社待了一下午。他看了往期报纸，读了那些建设性的报道；和赵启明聊了北地的风土人情；还跟着陈望之去了趟排字间，看工人们如何将文稿变成铅字。

傍晚时分，他告辞出来。夕阳把文庙街染成金红色，路边小贩开始收摊，孩子们背着书包跑过，洒下一串笑声。

傅云舟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顺着街道慢慢走。路过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老人正在收拾炉子，见他路过，抬起头：“先生，最后一个了，便宜点，您要吗？”

红薯烤得焦黄，裂开的口子里露出金黄的瓤。傅云舟掏出几个铜板：“要。”

捧着热乎乎的红薯，他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是督军府关于秋粮征收的公告。不同于以往简单粗暴的“每亩征银几何”，这张布告详细列出了征收标准、用途明细（军饷、学堂、修路各占几成），最后还有一句：“若有异议，可于十日内至督军府陈情处反映，确有困难者，可酌情减免。”

几个路人站在布告前议论。

“今年这账目倒是清楚。”

“清楚归清楚，该交的还得交。”

“总比往年糊涂账强。至少知道钱去哪儿了。”

“听说陈情处真管事，西街刘老四家儿子病了，去说了说，就给减了三成。”

傅云舟默默听着，咬了口红薯，甜糯温热。这一刻，他忽然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虽然仍有无数问题，却在以一种笨拙而坚实的方式，试图往前走。

回到槐树胡同，天已擦黑。家家户户亮起灯，窗户里透出暖黄的光。王婶子家正在吃晚饭，隐约传来碗筷声和说笑声。

傅云舟推开自家院门，院里漆黑一片。他点上油灯，橘黄的光晕漫开，驱散了初降的夜色。

他坐在书桌前，展开稿纸，却久久没有落笔。白日里所见所闻在脑中翻涌：报社里那些扎实的报道，赵启明眼里真诚的光，布告前百姓的议论，还有手心里红薯残余的温热。

最后，他提笔写下标题：《灯火》。

“初到北地，夜行于巷陌。家家窗内灯火莹然，虽不明亮，却温暖踏实。忽忆东坡句：‘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此间百姓所求，不过是一盏灯下的安稳饭食，一夜无惊的安眠……”

他写得很慢，字字斟酌。不再有从前的锋芒毕露，而是像与老友灯下夜谈，娓娓道来。写北地的好，也不避讳它的不足；写自己的见闻，也写自己的思考。

写到某处，他停笔，望向窗外。

夜空已呈深蓝色，星星点点亮起来。邻家的灯一盏盏熄灭，人们陆续安歇。整个胡同沉入静谧，只有秋虫在墙角低吟。

傅云舟吹灭油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月光渐渐移到书桌上，照亮未写完的稿纸。那些墨字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像静静流淌的河。

他终于起身，和衣躺下。枕畔放着那沓读者来信，最上面一封是个卖菜老汉写的，抱怨菜市摊位费涨得太快，字迹歪斜，还有好几个笔画错误。

傅云舟闭上眼睛。明天，他要去找这个老汉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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