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新街寻路

出入证到底办妥了。四张硬纸卡片，贴着呆板的一寸照，盖着巡捕房的蓝印，像四张单薄的护身符。陈大栓把它们仔细收在贴身的衣袋里，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总算松了一丝丝。有了这个，至少在租界范围内行走，不必时时提防盘查了。

陈醒拿着属于自己的那张，看了又看。照片上的自己，眼神有些直，嘴角勉强抿着，更像那个十岁的陈二丫，而非心里装着二十五岁灵魂的陈醒。她把证件小心地夹在剪贴簿里，像收藏一个时代的印记。

既然暂时不用为“黑户”担心，心思便活络起来。卖烟？在租界，一个十岁女孩孤身卖烟，似乎不再是最佳选择。

这里的巡捕更严，街面更“体面”，流动性大的小贩反而不如固定摊位或走街串巷的卖花女、卖报童来得常见。

况且，刚刚落脚，两眼一抹黑，贸然行事容易踩坑。

“先莫急，”李秀珍一边缝补着父亲磨破的袖口，一边说，“阿拉对这里还陌生得很。醒子，你这几天有空，就在附近走走看看，认认路，也看看别人家是咋过日子的。”

这话正合陈醒心意。她需要一双眼睛，重新丈量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尤其是这片被称为“法租界”的奇异区域。

于是，接连几日，只要天气尚可，陈醒便揣着几个铜元，在辣斐德路、霞飞路、亚尔培路一带漫无目的地游荡。

她不叫卖，也不购物，只是看，只是听，只是嗅。

街道是迥异的。

路面比南市平整宽阔得多，铺着柏油或小块花岗岩。人行道也讲究，铺着红褐色的地砖，干干净净。

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只剩下光秃秃、遒劲的枝桠，像一幅疏朗有力的炭笔画，切割着冬日的天空。

枝桠间，交错着电车线的黑色脉络，不时有墨绿色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身摇晃，车窗里挤满模糊的面孔。

建筑更是不同。不再是一片灰扑扑的瓦顶和斑驳的砖墙。这里有西式的公寓楼，三四层高，带着铸铁的弧形阳台，有的阳台上还摆着几盆耐寒的绿色植物；有独立的花园洋房，围着高高的院墙，露出尖尖的屋顶和烟囱；也有连排的石库门房子，比南市的规整气派，黑漆大门，黄铜门环，门楣上常有石刻的匾额，题着“厚德载福”、“安居乐业”之类的吉祥话。玻璃橱窗随处可见，擦得透亮，里面陈列着华丽的时装、锃亮的皮鞋、精致的工艺品、诱人的西点，或者摆满外文书籍的书架。

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南市那种浓烈的、混杂着煤烟、菜场腥气、马桶和劣质油脂的市井气味。

这里的空气，基底是清冷的，然后会突然撞上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或者甜腻的奶油蛋糕味，或是淡雅的香水味。

偶尔，也有食物香气，但更“洋派”：烘培面包的麦香，煎牛排的肉香，洋葱汤的浓郁……当然，弄堂深处，依然有熟悉的炒菜油烟和煤球炉的味道，但被更“高级”的气味冲淡、隔开了。

人文的差异更明显，行人步履似乎从容些，衣着体面者居多。男人们多是西装、长衫、呢子大衣，手里可能拿着公文包或文明棍。

女人们则花样更多：烫着卷发、穿着修身旗袍和大衣的摩登女郎；围着披肩、穿着洋装裙的少妇；也有穿着朴素但干净布衣、挽着菜篮的主妇。外国人随处可见：穿着大衣、戴着礼帽的洋行职员；牵着狗散步的侨民夫妇；穿着神父黑袍的修士；还有肤色黝黑、头缠布巾的印度巡捕。

电车到站，铃声清脆。人们上下车，秩序井然，很少见到南市公交车上那种拼力挤撞的场面。

报童在路口挥着报纸，用清脆的童音喊着：“《申报》！《新闻报》！要看东洋人最新动静伐？”

偶尔有卖白兰花、栀子花的阿婆，臂弯挎着盖着湿布的竹篮，轻声细语：“阿要白兰花？香是香来……”对象多是挽着男伴的女士或坐在咖啡馆露天座的情侣。

陈醒注意到，花，在这里似乎比香烟更有市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有点情调、有点闲钱的人。一位穿着考究的绅士，会停下脚步，买一小束用玻璃纸包好的康乃馨；一对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年轻恋人，男孩会红着脸向卖花女买一支红玫瑰；甚至一些家庭主妇，也会买几支便宜的满天星或雏菊，插在客厅的花瓶里。

法租界，的确比华界更“注重生活”，或者说，更注重营造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浪漫化或小资化的生活表象。这里的人，似乎更愿意为“情调”和“体面”付费。

心中渐渐有了盘算。

转眼到了1月15日，晚上。吃过简单的晚饭，米饭、萝卜汤、一小碟咸菜炒毛豆，一家四口围坐在最大房间的地铺上。小弟已经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电灯散发着稳定的黄光，比煤油灯亮堂多了，也贵多了。

“来，盘盘账。”李秀珍拿出那个记账的小本子——还是南市带来的旧账本，翻开新的一页。铅笔头在粗糙的纸面上划着。

“搬家前，统共有二百五十五块银元出头。”她念道，“付房租押金四十块，退租得六块，搬家杂用、谢礼、办证照相……林林总总，用脱二十三块左右。”她抬头看了看陈大栓，陈大栓点头确认。

“那还剩……一百九十八块。”陈醒心算快，脱口而出。

“对，一百九十八块。”李秀珍用笔写下这个数字，重重画了个圈。“这是家里的老底子了。”

“收入呢？”陈大栓问。

“你这几天拉车，平均一天大概三角到四角，就算一个月……十块到十二块。”李秀珍估算着，“大丫去阿香姐那里，管一顿午饭，一个月一块钱。我……我看看能不能从阿香姐或者隔壁弄堂的洗衣娘那里，接点缝补、锁边的零活回家做，一个月挣个块把钱，应该可以。”她顿了顿，“醒子，你稿费……”

“《门槛》投出去了，还没回音。”陈醒说，“之前还有一点余钱，不多。我在想……新的路子。”

“开销呢？”大丫轻声问。

“开销就大了。”李秀珍眉头拧起来，“房租十块，雷打不动。米、菜、油、盐、酱、醋，租界样样贵，一个月至少十二三块。煤球现在用得少，但煤气罐要钱，水要捐，电要费，加起来估摸也要三四块。还有……人情往来，日常零用，小弟可能还要吃点别的……七七八八，一个月没有二十五到三十块，怕是转不动。”

屋里一时沉默。收入满打满算不到十五块，开销却要二十五到三十。每月净亏十到十五块。那一百九十八块的老底，坐吃山空，也就撑个一年半载。这还没算可能的病痛、意外，以及父亲拉车执照始终办不下来的风险。

压力，像看不见的石头，又沉沉地压了下来。

“所以，不能光靠拉车和裁缝。”陈大栓闷声道，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

“爹，娘，大姐，”陈醒开口，声音清晰，“我这几天在街上看了。租界这里，卖香烟不太合适了。但卖花……好像可以试试。”

“卖花？”李秀珍和大丫都看向她。

“嗯。”陈醒点头，“我看了，租界里头，特别是霞飞路、亚尔培路那边，咖啡馆、西餐厅多，公园也有，来往的人讲究情调。白兰花、栀子花是常见的，但我们可以进点别的，比如康乃馨、玫瑰花、满天星，搭配着卖。本钱不大，我可以每天早上去花市批一点，搭配好，用干净的玻璃纸包一下，看起来就体面些。我年纪小，卖花不惹眼，只要不挡住店面，巡捕一般不太管。”

她顿了顿，继续道：“本钱我可以从我的积蓄里出。就算一天只卖出去几束，赚点差价，也能贴补些。而且，卖花不用一直蹲守，我可以一边走动，一边观察，找找写文章的素材。”

“这……能行吗？”李秀珍有些担忧，“花娇贵，卖不掉就蔫了，本钱就亏了。”

“少进点，勤快点。”陈醒说，“先从最简单的、便宜的花开始试。就算亏，也亏不了太多。总比闲着强。”

陈大栓沉吟着，看了看女儿沉静而坚定的脸，终于点点头：“你想试试，就试试。当心点，莫去太僻静的地方，早点回来，我也会尽快把租界拉车的证件办好。”

“我晓得的，爹。”

“还有，”陈醒眼睛亮了一下，想起另一个主意，“写稿子，我也不能光等着《门槛》。我在想，除了寓言，是不是可以写点别的？比如……介绍老上海好吃的？”

“好吃的？”大丫疑惑。

“对。”陈醒越想越觉得可行。前世那些美食APP、探店文章、老字号推荐的记忆涌上心头。“租界的人，尤其是那些有钱有闲的、或者刚来上海的外地人、外国人，他们对本地吃食可能好奇，但又不知道哪家正宗，哪家好吃。我可以写点小文章，介绍南市的老字号面馆、点心铺，或者租界里那些有特色的小吃摊、西餐厅，写得有趣点，像是讲故事，又像是推荐。这种文章，也许《申报》的‘本埠增刊’或者《新闻报》的副刊会喜欢？就算稿费不多，也是个路子，还能练笔。”

这个想法更新潮，家里人听得似懂非懂，但觉得“写吃的”总归比写那些敏感话题安全，也便由着她去尝试。

“那就这样。”李秀珍合上账本，像是做出了最终决定，“大栓，你拉车稳着点，注意身子。大丫，跟着阿香姐好好学。我多接点手工活。醒子，你卖花、写文章，都小心些。咱们全家，拧成一股绳，把这最难的开头几个月熬过去。”

灯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映着疲惫，却也都有种不言放弃的韧劲。一百九十八块银元，像一座逐渐消融的冰山，提醒着他们时间的紧迫。但好在，每个人都开始找到发力的方向，哪怕微小，哪怕前途未卜。

窗外，租界的夜生活正酣。不知哪家舞厅飘出爵士乐的节奏，隐隐约约，像这个浮华世界的背景音。而在这个简陋却干净的石库门三楼，一家人的求生之战，刚刚以新的形式，悄然展开。

陈醒躺在属于自己的地铺上，身下是硬实的木板，却比南市潮湿的稻草铺盖舒服得多。她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柔和的光晕，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明天先去哪里打听花市？第一篇文章写哪家吃食？是写南市“老王记”的生煎馒头，还是写霞飞路那家俄国人开的、面包烤得特别香的“罗宋”食品店？

想着想着，嘴角竟微微翘起。挑战固然巨大，但这种主动探索、尝试破局的感觉，却让她久违地感受到了一丝属于“苏晚晴”的、那种在职场中寻找方案的兴奋感。

只不过，这次的“职场”，是1932年冬春之交、危机四伏却又光怪陆离的上海法租界。

路，是人走出来的。她，和他们，正小心翼翼，却又坚定不移地，迈出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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