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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签约前夜


腊月的天,黑得早。才过下午四点,弄堂里的光线就暗下来了,像掺了水的墨,一点点洇开。风却不肯歇,穿过狭窄的巷弄,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谁在低低地哭。

陈醒家那扇薄木板门关得严严实实,可外头的寒意,还有那些比寒风更刺人的话语,还是丝丝缕缕地钻进来。

王癞子的腿好了七八分,拄着拐杖在弄堂里晃悠的时间越来越长。他那破锣嗓子,也恢复了往日的“精神”,逢人便要说上几句。

“……啧啧,攀上高枝儿喽!了不得啊!陈大栓这是要转运了?祖坟冒青烟了吧?”声音拖得老长,带着股酸腐的醋意和毫不掩饰的嫉妒。

偶尔有邻居搭腔:“王哥,少说两句,人家也不容易。”

“不容易?”王癞子嗓门更高了,“拉车的想住租界!这上海滩,啥辰光轮到拉车的‘不容易’了?阿拉这种才是真不容易!断了腿,没人问,饿死冻死也没人管!人家可是有大学先生撑腰的!”

这些话,隔着门板,断断续续飘进亭子间。

陈大栓蹲在墙角,闷头搓着麻绳,手上的青筋凸起,绳子被他搓得吱吱作响。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角偶尔抽动一下。李秀珍坐在床边缝补,针线穿过粗布,发出细微的嗤嗤声,手指却有些抖。大丫低着头整理碎布,不敢出声。

陈醒坐在桌边,面前摊着稿纸,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她知道,这些闲话不仅仅是嫉妒。它是一种压力,一种无形的审视,仿佛他们家做了什么逾越本分、痴心妄想的事情。拉车的,就该一辈子困在弄堂里,挣扎在温饱线上。想往上走,想寻个稍微好点的出路,就是“攀高枝”,就是“忘了穷根”。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回纸上。笔尖落下,写的却不是寓言故事,而是一篇杂感,题目暂定为《门槛》。

刚写了个开头,木板门被轻轻敲响。是孙志成。他裹着一身寒气进来,手里拿着两份报纸。

“陈叔,婶子,二丫,”他脸上带着点兴奋,又有点神秘,压低了声音,“外头有新报纸,你们看看。”

一份是《申报》,一份是《新闻报》。孙志成指着《申报》副刊版面上一小块不起眼的英文广告,下面有简单的中文注释:“美国记者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在沪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本月三日发刊。其创刊启事称:它将提供那些在现有媒体中受到压制、忽视或曲解的消息与观点。”

陈醒心里微微一震。伊罗生,史沫特莱……这些名字她知道。在这样的时候,由外国记者出面创办这样一份明显带有“不同声音”色彩的英文刊物,其背后的信号和可能引发的波澜,不言而喻。

“英文的……阿拉又看不懂。”陈大栓瞥了一眼,兴趣不大。

“但是陈叔,你想想,”孙志成凑近些,声音更低,“美国人办的,说要讲别处不讲的消息……这说明啥?说明外头人,也都看着呢!看着东北,看着上海,看着咱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李秀珍有些不安:“志成,这种报纸……看了不会惹麻烦吧?”

“租界里公开发的,怕啥。”孙志成说着,又翻到《新闻报》,指着一篇转载的文章,“再看看这个。上个月二十号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发表的宣言。”

陈醒目光扫过那些铅字。虽然报纸转载可能有所删节,但核心语句依然清晰而锐利:“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她的心跳加快了。这些话语的力量,穿越纸张,带着那个特殊身份的女性所能迸发出的最大悲愤与决绝,沉重地敲在人心上。

孙志成识字不多,磕磕绊绊地念着旁边较为通俗的评论:“孙夫人说,深信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责任,将因国家形势危急而加紧工作……”

“好了,志成。”陈大栓打断了他,眉头紧锁,“这些事体,不是阿拉拉车的人该多议论的。报纸看看就好,别到处去讲。”

孙志成讪讪地住了口,但眼里还闪着光。他拉车走南闯北,听得多了,见得也杂,对这些时局风云,有种本能的关注和模糊的激动。

陈醒默默接过报纸,仔细看着。宋庆龄的宣言,美国记者新办的刊物……这些事件像一块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正在扩散。它们印证着她的历史记忆,也让她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时代暗流涌动的脉搏。

租界,真的能隔绝这一切吗?

她想起沈伯安的警告:“租界非桃源,战事将起,早做准备。”

“志成哥,”她放下报纸,问,“你拉车时,听到租界那边,有什么特别的风声吗?关于……时局的。”

孙志成想了想:“风声一直有。虹口那边,东洋人的兵营好像人又多起来了。租界巡捕房查得也比以前严,特别是对学生模样、聚在一起看传单讲什么的。不过租界里头,咖啡馆、舞厅,该热闹还是热闹。”他顿了顿,“哦,对了,方先生前两天坐我车时,也叹了几句气,说学校里不少教授、学生,心思都不安定了。他还说……说有时候,租界的安静,反而让人心里头发慌,像是暴风雨前的闷。”

亭子间里一时无人说话。只有油灯的火苗,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微微摇晃,将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拉长,变形。

外面的闲言碎语,报纸上的重磅宣言,远方隐约的雷声……所有这些,都汇成一股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即将迈出“搬迁”这一步的陈家人心头。

希望与焦虑,期待与恐惧,像两股交织的绳索,越拧越紧。

时间滑到1月6日,星期三。

天空是难得的湛蓝,阳光虽然淡薄,却总算有了点暖意。风也小了,像个跑累的孩子,暂时歇了脚。

陈醒起了个大早。母亲李秀珍把箱底那件压了多年的、半新的阴丹士林蓝布旗袍拿出来,用装了热水的搪瓷杯熨了又熨,直到每一道褶子都平整服帖。这是母亲年轻时最好的衣裳,如今穿在陈醒身上,略有些宽大,但剪裁的式样还在,衬得她瘦小的身量有了点挺拔的味道。

大姐大丫用梳子蘸了清水,把陈醒有些枯黄的头发梳得光溜溜,在脑后扎成两根整齐的辫子,系上两根洗得发白的红头绳。父亲陈大栓也换上了那件只有年节才穿的、洗得发白的藏青色粗布短褂,虽然肘部和肩膀打着补丁,但浆洗得干干净净,扣子一粒粒扣得严实。

一家人对着那面模糊的水银斑剥的破镜子照了又照,互相打量着,神情都有些紧张,又带着一种近乎庄严的郑重。

今天,是去签约的日子。

沈伯安那边托人捎来了准信:铺保已办妥,他那位开文具印刷社的朋友愿意作保。沈先生自己也给房东写了一封信,说明陈家虽是拉车人家,但本分勤恳,子女上进,值得信赖。方先生也再次确认了房源,并与房东打了招呼。

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在辣斐德路那处房子见面。

“都准备好了?”陈大栓最后检查了一遍随身带的东西:一个旧布包,里面是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四十块银洋,用红纸封着,沉甸甸的;还有户口簿、父亲的拉车执照,虽然租界可能不认、以及沈伯安和方先生写的两封介绍信。

“好了。”李秀珍深吸一口气,把怀里睡着的小弟交给大丫,“大丫,你在家看好弟弟,我们尽快回来。”

大丫用力点头:“嗯,娘,你们当心。”

一家三口出了门。弄堂里,阳光照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几个在水斗边洗衣服的女人抬起头,看着他们这一身“出门”的打扮,交头接耳,目光复杂。王癞子拄着拐杖站在自家门口,阴恻恻地看着,没说话,只是嘴角撇了撇,发出“哧”的一声轻响。

陈醒目不斜视,跟在父母身后。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细密的针,扎在背上。但她挺直了脊梁。这一步,总要迈出去。

坐电车穿过大半个市区,从破败拥挤的南市,逐渐进入道路宽阔、建筑规整的法租界。窗外的景象变换着,梧桐树光秃的枝桠划过天空,电车线在头顶交织。衣着体面的行人,擦得锃亮的私家车,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另一个世界。

辣斐德路并不算租界最繁华的地段,但很安静。路两旁多是三层高的石库门房子,红砖灰瓦,带着西式的装饰线条,整齐而气派。弄堂口装着黑漆大铁门,有门房看守,与南市那种敞开的、杂乱无章的弄堂截然不同。

按照地址找到门牌号。是一栋看起来保养得不错的石库门,黑漆大门,黄铜门环。门口挂着“仁安里”的弄堂牌。

陈大栓上前,有些生疏地叩了叩门环。里面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整洁短褂、像是门房或仆役的中年男人开了门。

“找谁?”男人打量着他们,目光在陈大栓粗粝的手和陈醒不合身的旗袍上停留了一瞬。

“我们……是来看房子的,和房东约好的。”陈大栓有些局促地递上方先生写的便条。

男人接过看了看,脸色缓和了些:“哦,是方先生介绍的。房东在里面等,跟我来。”

走进大门,里面是个小天井,青砖铺地,角落里种着些耐寒的植物,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是一排楼梯,通向楼上。

他们跟着男人上了三楼。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但很结实。楼道里光线明亮,窗户擦得干净。

三楼朝南并排有三扇门。男人敲了敲中间那扇。

门开了。一位五十岁上下、戴着眼镜、穿着深灰色长衫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面容清癯,气质儒雅,眼神温和中带着审视。

“是陈先生一家吧?请进。”房东的声音平缓,带着读书人特有的腔调。

屋里比他们想象的要亮堂。果然是三个小房间,外加一个极小的灶披间和卫生间。房间都不大,但方方正正,墙壁粉刷得雪白,木质地板虽然旧了,却擦得发亮。朝南的窗户很大,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和南市那间终年阴冷潮湿、只有一扇小高窗的亭子间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李秀珍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她几乎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干净、明亮、有着真正窗户和独立灶间的屋子,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角。

陈大栓也愣住了,他粗糙的手摸着光滑的门框,又看了看那扇明亮的窗,喉结滚动了一下。

陈醒心里也涌起一股热流。这就是他们拼命想争取的“稍微好一点”的生活吗?看起来如此简单,却又如此不易。

房东姓吴,在震旦大学教历史。他简单介绍了房子的情况:水电自理,每月有专人收取;弄堂有专人打扫,垃圾每日清运;晚九点后需保持安静;不得转租,不得从事喧闹营生……

条款细致,甚至有些严苛,但都在情理之中。

“方兄是我多年好友,他的为人我信得过。”吴先生缓缓说道,目光扫过陈家人,“他既推荐你们,想必你们也有可取之处。这位沈先生,”他拿起桌上另一封信,是沈伯安的笔迹,“虽与我不是同校,但同在租界任教,他的信,也增加了些分量。”

他放下信,看向陈大栓:“陈先生是拉车的?”

“是。”陈大栓连忙应道,背脊不自觉地挺直了些,“拉车拉了快二十年了。”

“搬来后,打算如何营生?”吴先生问得直接。

陈大栓把之前商量好的说辞讲了一遍:住在租界边,主要往华界拉熟客或预约生意,尽量不影响弄堂安静,也会尽快了解租界拉车规矩,争取早日合规。

吴先生听着,不置可否,只是点了点头。他又看向陈醒:“听说你在学写字,还投稿?”

陈醒镇定地回答:“是,跟着母亲和沈先生学,偶尔写点小文章。”

“嗯。”吴先生没再多问,指了指桌上的合约,“条款都清楚了。租金月付,每月一号。三押一,今日需付清。铺保已由沈先生的朋友‘文华印书馆’作保,这是保书。你们看看,若无异议,就签字吧。”

一份是租赁合同,一份是铺保文书。纸张挺括,字迹工整,盖着红色的印章。

陈大栓和李秀珍识字有限,陈醒接过来,仔细地、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条款严谨,权利义务清晰,没有陷阱。她朝父母点了点头。

陈大栓从旧布包里拿出那个红纸封,解开,四十块簇新的银洋,在阳光下闪着沉甸甸的光。他双手捧着,放到桌上。

吴先生清点无误,收好。然后,他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了私章。轮到陈大栓,他捏着毛笔的手有些抖,在陈醒的指点下,极其笨拙却用力地,画下了“陈大栓”三个歪歪扭扭的字。李秀珍作为共租人,也按了手印。

最后,陈醒作为见证人,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陈醒”。笔画清晰,端正有力。

吴先生看了看她的签名,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点了点头。

合同一式两份。吴先生自己留一份,另一份递给陈大栓。

“钥匙。”吴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三把黄铜钥匙,放在桌上,“大的开弄堂铁门,中的是楼下大门,小的是你们三楼房门。收好。”

陈大栓颤抖着手接过钥匙。冰凉的金属触感,却仿佛烫手。他把钥匙紧紧攥在手心,粗糙的指节都泛白了。

“房子就交给你们了。”吴先生站起身,语气依然平和,“望你们爱惜。有什么需要修葺的,可以找弄堂管事。下月一号,我来收租。”

“谢谢吴先生!我们一定爱惜房子,按时交租!”陈大栓连连躬身。

走出那栋石库门,重新站在辣斐德路的阳光下,三人都有种恍惚的不真实感。手里攥着合同和钥匙,怀里揣着那份沉重的希望与责任。

回头望望那扇黑漆大门,再看看周围安静整洁的街道,与来时路上南市的喧嚣破败,像是两个世界。

“真的……成了?”李秀珍喃喃道,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却是笑着的。

陈大栓用力点头,把钥匙握得更紧,眼眶也有些发红。

陈醒抬头,看着租界清澈些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签约,完成了。一只脚,终于踏进了这道门槛。

但她的心里,并未完全轻松。吴先生审视的目光,合同上细致的条款,沈伯安的警告,还有外面那个日益紧迫的时代……都提醒着她,这只是一个开始。

更复杂、更艰难的适应与生存,还在后面。

不过,至少今夜,他们可以暂时抛开那些沉重的思虑。

“爹,娘,”陈醒挽起母亲的手臂,“我们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姐。”

阳光照在一家三口身上,将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辣斐德路干净的路面上。

背影,朝着电车站的方向,坚定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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