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谢师访友

照相馆的灯光白得晃眼，一股刺鼻的药水味儿直冲鼻子。摄影师是个戴圆眼镜的瘦高个，指挥着一家子人挤在褪了色的布景板前——画着虚假的罗马柱和花园。陈大栓僵硬地挺着背，李秀珍把小弟搂得紧紧的，大丫抿着嘴，陈醒则按摄影师要求微微侧脸。

“勿要动……笑一笑……好！”镁光灯“噗”地一闪，刺眼的白光过后，留下满眼斑斓的残影。五张呆板的脸被定格在那一瞬间。

“明朝下半天来取。”摄影师收了钱，递过一张收据，又瞥了一眼他们的衣着，补充道，“快照，毛边勿修咯。”

走出照相馆，天已经擦黑了。冬日的傍晚来得急，暮色像兑了水的蓝黑墨水，从四面八方涌上来。但租界的夜晚，是另一种苏醒。

先得把证件和照相条子给大哥送去。

陈醒揣着东西，按大哥之前给的地址，找到霞飞路后面一条小弄堂里的理发店后门。敲门，出来的是个睡眼惺忪的小学徒，听说找陈铁生，朝里面喊了一嗓子。

陈铁生很快出来了，身上还带着肥皂沫和发油的气味，学徒袍袖口卷着。看到陈醒，他有些意外，连忙把她让到旁边背风的屋檐下。

“二丫，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事了？”他压低声音问。

“没有，哥。是出入证的事。”陈醒把巡捕房拿回来的空白表格和照相馆条子递给他，“要办租界的出入证，得有租房合同或者户籍证明。爹今天去办了，一家五口的。你的那份，得你自己去办，或者……把你的名字加到租约上。”她顿了顿，“爹的意思，你忙，要不先把你的名字添上？”

陈铁生接过那几张纸，就着弄堂里昏黄的路灯看了看，眉头微皱。他沉默了几秒钟，摇摇头：“勿要添了。添上去，万一……查起来，反倒牵连家里。”他把表格和条子仔细折好，塞进怀里，“我明朝跟师傅请个假，自己去巡捕房办。就说……在租界做工，住在店里。总归有办法。”

陈醒看着哥哥瘦削却坚定的侧脸，知道他有自己的考虑和难处，便不再多说，只叮嘱道：“那哥你当心点。照相……要钱的。”

“晓得了。”陈铁生点点头，看了看妹妹单薄的衣衫，“外头冷，快回去吧。家里……还好吧？”

“都好。就是爹打听拉车的事，不顺。”陈醒简单说了说保证金和考试的事。

陈铁生听了，眼神黯了黯，叹了口气：“租界……就是这样。层层门槛。让爹先别急，慢慢来。我这边……等下个月发了津贴，再拿点回去。”

兄妹俩又说了几句闲话，陈铁生便催着陈醒回去了。看着他转身消失在理发店后门昏暗的光线里，陈醒心里沉甸甸的。大哥的世界，似乎离这个刚刚安顿下来的家，越来越远了。

回去的路上，夜色彻底笼罩了租界。

但黑暗在这里并非沉寂。恰恰相反，另一种光怪陆离的生机，正从每一条街道的缝隙里蒸腾起来。

从霞飞路拐到辣斐德路，景象迥异。霞飞路是咖啡馆、西餐厅、时装店的天下，霓虹灯初上，将法式梧桐的枯枝染上暧昧的红绿光晕。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模特，穿着华美的旗袍或洋装，面无表情地“望”着街景。留声机的乐声从门缝里飘出来，软绵绵的，带着糖精般的甜腻。穿着裘皮大衣、挽着男伴的摩登女郎咯咯笑着走过，高跟鞋敲击路面，清脆又疏离。

而一转入辣斐德路乃至更小的支弄，便是另一番市井天地。虽然同属租界，这里住的多是中等或普通人家，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路灯是老式的煤气灯，光线昏黄，在湿冷的空气里晕开一团团光雾。弄堂口，馄饨挑子的担头挂着一盏晃晃悠悠的马灯，热汽蒸腾。老板是苏北口音，拖着长腔吆喝：“柴爿馄饨——汤鲜味美——”

旁边是卖油炸臭豆腐的，黑漆漆的油锅翻滚着，那股特殊的“香臭”味儿能飘出半条街。“臭豆腐干——越臭越香——”摊主用长长的竹筷翻动着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炸得金黄酥脆，捞起来沥沥油，刷上红彤彤的辣酱，撒点香菜末，用旧报纸一包，递到馋涎欲滴的食客手里。

还有卖糖粥的，紫铜锅里熬着糯糯的赤豆粥，撒着桂花糖；卖五香茶叶蛋的，小煤炉上坐着个深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蛋壳敲出细纹，浸足了酱色；卖烘山芋的，铁皮桶改的炉子，烤得山芋皮焦瓤软，甜香四溢……

行人多了起来。下班的职员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过；穿短打的工人三三两两，聚在面摊前呼噜噜吃面；主妇拎着菜篮，跟摊贩为一分两分钱讨价还价；也有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聚在路灯下低声谈论着什么，神情激动。

空气里混杂着食物香气、煤烟味、廉价香水味、还有不知哪里飘来的、咿咿呀呀的无线电沪剧声。各种声音交织：吆喝声、谈笑声、锅铲碰撞声、电车遥远的叮当声……嘈杂，却有一种蓬勃的、属于底层生存的滚烫活力。

陈醒穿行其中，手里攥着母亲给的几个铜板，买了四只茶叶蛋。蛋还是温热的，揣在怀里，隔着棉袄也能感到那点暖意。她一边走，一边观察着。这就是租界的夜晚，浮华与烟火气并存，摩登与市井共生。像一块五光十色的调色盘，每一种颜色都真实，却又界限分明。

回到家，茶叶蛋还热着。一家人就着热水，剥了蛋，小口吃着。蛋很入味，蛋黄绵密。小弟也分到一点点蛋白，咂吧着小嘴。昏黄的电灯光下，一家人围坐着，暂时忘却了白日的烦忧，享受这片刻的、带着食物香气的宁静。

“这蛋……比南市的老虎灶旁边卖的，好像味道浓点。”大丫细声说。

“贵也是贵点。”李秀珍道，“三个铜板两只。”

“租界嘛，样样贵。”陈大栓闷声道，但语气里没了下午的沉重，更多是认命般的平静。

第二天，1月11日，是个阴天。

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空气湿冷，像是要下雪，又迟迟落不下来。

吃过简单的早饭——熬得稠稠的米粥配酱瓜，陈大栓和李秀珍在屋里商量着。

“方先生、沈先生，还有那位作保的王老板，帮了这么大忙，总要登门谢谢。”李秀珍一边补着袜子，一边说，“不能失了礼数。”

陈大栓点头：“是得谢。我想着，买点像样的糕点，再……封个谢仪。方先生那边，托孙志成带过去。沈先生和王老板那里，得亲自去。”

“谢仪封多少？”李秀珍问得小心。家里钱紧。

陈大栓想了想：“沈先生是读书人，讲究情义，封多了反倒生分，封少了又不像样……我看，封两块钱，再配上四色糕点。王老板那里，也封两块钱，加糕点。方先生那边，托孙志成带两块钱和糕点过去。统共……六块钱。”

六块钱，不是小数目。李秀珍有些心疼，但知道这是该花的钱，点点头：“听你的。那……让大丫去买糕点？她晓得哪家铺子实在。”

“嗯。我去换点零钱。”陈大栓起身。

一直安静听着的陈醒开口：“爹，娘，我去沈先生那里吧。我正好……写了篇新文章，想请他看看。”

陈大栓和李秀珍对视一眼。让女儿独自去拜访一位先生，他们有些不放心，但想到沈伯安对陈醒的赏识和帮助，又觉得合情合理。

“也好。”陈大栓道，“你说话仔细些，代我们好好谢谢沈先生。文章的事……请先生多指点。”

上午十点多，陈醒换上了那件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外面罩着藏青色夹袄，头发梳整齐，用红头绳扎好。怀里揣着那篇写在廉价稿纸上的《门槛》，手里提着母亲准备好的四色糕点（杏花楼的枣泥酥、豆沙方糕、松子糖和一小包核桃云片糕），用红纸绳扎着，出了门。

到了沈伯安家，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沈伯安本人。他穿着居家的深灰色羊毛衫，外面罩着同色的开衫，戴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一本卷起的书。看到陈醒，他有些意外，随即露出温和的笑容。

“陈醒？快进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沈先生，打扰了。”陈醒微微躬身，递上糕点，“爹娘让我来谢谢您，这次多亏您帮忙。”

沈伯安接过糕点，看了一眼，笑道：“太客气了。进来坐。”

教师公寓不大，但布置得雅致。客厅里是西式的沙发和茶几，靠墙一排书架，塞满了中英文书籍。墙上挂着一幅水墨山水，还有一幅小小的、镶着木框的西洋风景油画。窗户很大，挂着米色的窗帘，光线很好。

沈伯安给陈醒倒了杯热水，在她对面坐下。“搬家还顺利吗？都安顿好了？”

“都好了。谢谢先生关心。”陈醒答道，然后从怀里拿出那叠稿纸，双手递过去，“先生，我……我写了篇短文，想请您看看。”

“哦？”沈伯安接过稿纸，扶了扶眼镜，展开读了起来。

陈醒有些紧张地坐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裤缝。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滴答的轻响，和沈伯安偶尔翻动稿纸的沙沙声。

稿子不长，大约两千字。标题《门槛》。文章从一个九岁女孩的视角出发，写她第一次跟随父亲试图进入一家华丽百货公司时，被门童拦在光可鉴人的玻璃旋转门外的经历。那擦得锃亮、缓缓转动的门，像一道无形的、光滑而冰冷的壁垒。女孩看着门内衣着光鲜的人们自由出入，看着橱窗里遥不可及的商品，看着自己脚上沾着泥点的布鞋和父亲磨破了边的裤脚。门槛，不仅是那一道物理的、装饰着黄铜把手的门框，更是身份、阶层、机遇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文章结尾，女孩在梦中看见那门槛变成了一级级陡峭的、没有尽头的阶梯，而她必须爬上去。

沈伯安看得很慢。读完了，他没有立刻说话，摘下眼镜，用绒布擦了擦，又重新戴上。手指在稿纸上轻轻敲了两下。

“陈醒，”他开口，声音平稳，“这篇文章，观察很锐利，比喻也用得精当。‘门槛’这个意象抓得很好，既是实指，也是象征。你写出了那种被阻隔在外、渴望又无力的感觉，很真实。”

陈醒的心稍稍放下一些。

“但是，”沈伯安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了些，“结尾这里——”他指着稿纸最后一段，“‘我知道，我必须爬上去，哪怕手脚并用，哪怕摔得头破血流。因为门里的世界，有光。’  心意是好的，决心也感人。但……”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太直白了，也……太‘硬’了。文学，尤其是杂感、散文，讲究含蓄，留有余味。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尽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被压缩了。而且，这种直接的呐喊，在当下……未必是安全的写法。”

陈醒愣住了。她写的时候，只觉得胸中块垒，不吐不快，结尾更是带着一种决绝的情绪自然流淌出来的。

沈伯安看着她有些困惑的表情，语气缓和下来，解释道：“我不是说你的情感不对。恰恰相反，正因为情感真切，才更需要用更艺术、更迂回的方式表达。比如，你可以写女孩后来在旧货摊看到一扇被丢弃的、破损的雕花木门框，她蹲下来，用手触摸那些斑驳的纹路；或者写她某天在帮母亲晾衣服时，发现晾衣竹竿的影子投在地上，也像一道长长的、歪斜的门槛……让意象自己说话，让读者去体会那份沉重和决心。含蓄，不等于无力；留白，往往更有力量。”

陈醒若有所思。沈伯安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写作思路上的另一扇门。她一直注重观察和写实，但在艺术处理和自我保护上，确实考虑得少。

“谢谢先生指点，我……我明白了。”她诚恳地说。

沈伯安点点头，把稿纸递还给她。“改一改，会是一篇好文章。可以投给《申报·自由谈》或者《东方杂志》，他们现在需要这种反映现实、又有文学性的稿子。”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身体向后靠在沙发背上，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神情变得有些凝重。

“陈醒，你既然开始写这类文章，有些话，我想提醒你。”他声音放低了些，“租界这个地方，看起来繁华安稳，像个独立的小世界。但你看这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和外面没什么两样。这里的平静，是脆弱的，是各方势力暂时平衡的结果。法国人、英国人、倭人、还有……我们自己的人，各种力量在这里角力。它是一座孤岛，但海水下面，暗流汹涌。”

他转回头，看着陈醒：“写作，尤其是写现实、写社会，在这里，如同走钢丝。你要平衡真实与安全。太过粉饰，失了文人的良心和作品的筋骨；太过直露，则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危险。你要学会用笔如用刀，既要切中要害，又要懂得何处该收力，何处该绕行。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不得不修炼的功夫。”

陈醒屏息听着。沈伯安的话，比以往任何一次指导都更严肃，也更沉重。她忽然想起昨天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便问道：“先生，我昨天看到《民国日报》上有一条新闻，说倭国……那边，好像出了点事？”

沈伯安眼神一凛，随即露出一丝苦笑，带着深深的讽刺和无奈。“你看到了？1月9号的报道，《民国日报》也是……太过‘直白’了些。”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份前几天的《申报》，翻到某一版，指给陈醒看。

标题没有《民国日报》那么刺眼，但意思差不多，只是措辞更“谨慎”。内容是转载外电，称倭国天皇在阅兵后返京途中，遭遇“意外袭击”，所幸天皇无恙，仅“副车”受损，凶手被捕云云。

“就这么一条消息，”沈伯安的手指点了点报纸，“倭国驻沪领事馆和军方，已经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这是‘有意侮辱天皇’，要求惩办报社负责人、公开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市政府……正在焦头烂额地应付。”

他放下报纸，语气沉重：“这不过是借口，或者说，是导火索之一。真正的火药桶，早就埋下了。”他走到窗前，背对着陈醒，声音低沉得像在自言自语，“东北的事，还没完。关东军那些激进派，胃口大得很。我听到一些风声……有些人，已经不满足于东北了。上海，这颗远东的明珠，繁华的租界，国际视线汇聚之地……恐怕，也要被拖入风暴眼了。”

陈醒的心猛地一沉。沈伯安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暗示的，与她记忆中那段惨痛历史的方向，隐隐重合。租界的虚假繁荣，就像暴风雨前闷热而平静的午后，雷声已经在天边滚动。

“所以，陈醒，”沈伯安转过身，看着她，眼神里有担忧，也有期望，“好好写你的文章，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观察，记录，思考，但发表，要谨慎。你的笔，将来或许能成为一点微光，但在风暴真正来临之前，不要轻易被吹灭。”

从沈伯安家出来，已是中午。阴云依旧低沉，寒风刺骨。陈醒怀里揣着那篇需要修改的《门槛》，手里空空如也——糕点留下了，沈先生坚持只收下了核桃云片糕，说喜欢那个，其他的让陈醒带回去给弟妹。

走在回辣斐德路的街上，租界午间的喧嚣扑面而来。汽车喇叭声，电车叮当声，小贩的叫卖声……一切如常。但沈伯安的话，像一层冰冷的薄膜，隔在她与这喧嚣之间。

她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又看了看街道上匆匆来往、为生计奔波的人们。大多数人脸上，是惯常的麻木、焦虑或短暂的欢愉。对即将来临的巨变，似乎毫无察觉。

那道“门槛”，不仅仅横亘在个人命运与社会阶层之间。

它更横亘在这脆弱的“孤岛”与外面那场正在逼近的、席卷一切的狂风暴雨之间。

而她，和他们，都站在这道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令人不安的门槛前。

路还长，但空气中的寒意，似乎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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