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九月十八日（上）

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

上海的秋天，在这一天，显得格外温驯，甚至有些过分慵懒了。

夜里下过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不大，刚好够打湿路面，洗净梧桐叶上的浮尘。天亮时，雨停了，云层散开，露出一片水洗过似的、干干净净的鱼肚白，慢慢被朝霞染上淡淡的金粉色。空气是润的，凉的，带着雨后泥土和草木特有的清新气息，吸进肺里，清冽冽的，让人精神一振。

风很小，软软地拂过弄堂，只带起晾衣竿上湿衣服下摆的微微晃动。墙角那几株半枯的狗尾巴草，穗子沉甸甸地垂着，沾着晶莹的水珠。

是个顶顶适宜的好天气。不燥，不寒，一切都恰到好处。

陈醒是在小弟咿咿呀呀的哼唧声中醒来的。她睁开眼，首先感受到的是透过薄薄窗纸的、温柔的晨光。然后，是弄堂里熟悉的声响：赵爷爷压抑的咳嗽和搬动炭筐的窸窣；对面王家门板吱呀一声开了，王嫂子趿拉着鞋出来泼夜壶水，那“哗啦”一声在清晨格外刺耳；远处，主街上早班电车“叮叮当当”的铃声和汽车喇叭声，已经开始隐约传来。

一切如常。平静得甚至有些……乏味。

她坐起身，揉了揉眼睛。手指触到枕边那本沈伯安先生送的《修辞初阶》，书页边缘已经有些卷曲。昨晚临睡前，她还就着油灯看了几页，试图用那些关于比喻、排比、白描的枯燥理论，来驱散心头越来越浓的阴翳。效果有限。

今天……是九月十八日了。

这个日期，像一枚冰冷的钉子，早已钉入她的意识深处。此刻醒来，它便骤然凸现，带着金属特有的、硌人的寒意。

她穿衣下床，动作比平日慢了些。脚踩在冰凉潮湿的泥地上，寒意从脚心窜上来。她走到小窗边，习惯性地用指甲捅开一点窗纸。

弄堂的天空，被两侧高耸的马头墙切割成窄窄的一溜。雨后的天空格外高远明净，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淡蓝色。几缕极淡的云丝，懒洋洋地浮着。阳光还没完全攀上东边的屋脊，只在墙头瓦檐上，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水洼倒映着破碎的天光，亮晶晶的。

几个早起的女人已经在水斗边忙碌，搓洗衣物的“嚓嚓”声，混合着低低的、关于菜价和天气的闲谈，飘散在湿润的空气里。孩子们还没被放出来，弄堂里显得比往日安静。

多么普通的一个上海秋日清晨。安宁，琐碎，充满市井的烟火气。

可陈醒看着这一切，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浸透了水的厚棉絮，沉甸甸，湿漉漉，透不过气来。这安宁是假的，是脆弱的，是暴风雨前那令人心悸的、短暂的死寂。

她知道。只有她知道。

她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翻腾起那些属于“苏晚晴”的记忆碎片——不是具体的细节，而是一种模糊却无比确定的认知：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在几千里之外的东北，在沈阳城北那个叫柳条湖的地方，历史将骤然拐入一条血腥而黑暗的岔道。铁轨会被炸断，枪炮会轰鸣，一座城池将在阴谋和侵略的烈焰中颤抖、沦陷。然后，一个民族长达十四年的深重苦难，将从这个看似平静的秋夜，正式拉开序幕。

那些在历史书上冰冷简短的铅字：“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此刻，不再是抽象的知识点，而是即将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时间，正一分一秒，无情地走向那个既定的爆炸点。

而此刻的上海，依然沉睡在它繁华的迷梦里，对即将席卷而来的时代海啸，浑然不觉。

“醒儿，起来啦？发啥愣？”母亲李秀珍的声音从灶披间传来，带着刚起床的微哑，“来帮我把灶火生起来，今朝早上吃泡饭，我把昨晚的剩饭热一热。”

陈醒猛地回过神，应了一声：“来了，娘。”

她走到灶披间。母亲正在刷锅，动作麻利。大姐大丫已经打好了水，正在洗脸。父亲陈大栓蹲在门口，就着天光，用一块旧布仔细擦拭着他那辆租来的黄包车的车把和座椅，动作一丝不苟，像在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他的侧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深刻，眉头微微蹙着，不知在想什么。

“爹，早。”陈醒打招呼。

“嗯。”陈大栓头也没抬，只闷闷应了一声，继续手里的活计。他的沉默，比往日更甚，仿佛也感受到了空气中某种不同寻常的凝滞。

生火，淘米，热饭。简单的早餐很快准备好。依旧是糙米泡饭，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干和一小碟昨天剩下的咸菜炒毛豆。小弟被母亲抱在怀里，喂着米汤。

饭桌上很安静。只听到筷子碰碗的轻响，和吸溜泡饭的声音。连平日话最多的大姐，也显得有些沉默，时不时抬眼看看父亲，又看看妹妹。

“今朝天气倒是好。”母亲打破了沉默，没话找话，“雨停了，出太阳了。等下我把被单拿出来晒晒，潮气重，盖着不舒服。”

“嗯。”父亲应了一声，扒了一大口饭。

“醒儿，”大姐小声说，“你今朝还出去卖烟吗？”

“去的。”陈醒点头，“天气好，人可能多些。”

“那早点回来。”母亲叮嘱，“我看你爹最近……好像心神不宁的。家里米粮也足了，别太拼。”

陈醒看向父亲。父亲正低头专注地挑着一根萝卜干，仿佛没听见。但她看到，父亲握着筷子的手，指节微微有些发白。

她知道，父亲不是心神不宁，是和她一样，在等待。等待一个未知的、但必定不好的“消息”。只是父亲等待的是模糊的传言和预感，而她，等待的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吃完饭，父亲照例出车。他拉起车，走到门口，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屋里妻女，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然后转身，叮叮当当地消失在弄堂晨光里。背影依旧佝偻，却绷着一股说不出的劲。

陈醒收拾好木托板，也准备出门。路过水斗边时，听到赵奶奶和几个早起的媳妇在闲聊。

“今朝小菜场里黄鱼新鲜，就是价钱又涨了两文。”一个媳妇抱怨。

“唉，啥物事不涨？铜钿越来越不经用。”另一个接口。

“听说北边不太平，货过来少了，价钱自然上去。”赵奶奶一边拧着手里湿漉漉的抹布，一边慢悠悠地说，“这世道啊，就像这黄梅天，闷煞人，不晓得啥辰光落一场透雨。”

“落雨还好，就怕落冰雹，砸死人哦。”有人嘟囔。

陈醒脚步未停，心里却是一凛。连最普通的市井妇人，都感受到了那股“闷煞人”的压抑。只是她们不知道，那即将落下的，不是雨，也不是冰雹，而是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冰冷彻骨的铁血风暴。

她走出弄堂，来到街上。

雨后的街道，干净了许多。阳光洒下来，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明亮的光斑。行人比往日似乎更多些，脚步却不见匆忙。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提着公文包，不紧不慢地走向商号；穿短打的工人三三两两，说着笑着去上工；家庭主妇拎着菜篮子，在摊位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报童蹦跳着穿梭，叫卖着“《申报》《新闻报》”……车马声，人语声，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叮当声，混杂成上海滩清晨特有的、充满活力的喧嚣。

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生机勃勃。繁华依旧，秩序井然。

陈醒走到老城隍庙后头的老位置。卖五香豆的老伯已经出摊了，正用长柄铲子慢慢翻动着铁锅里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五香豆。擦皮鞋的孩子蹲在墙角，埋头给一位客人的皮鞋上油。斜对面茶馆的伙计，正把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准备营业。熟悉的市声将她包围。

她摆好木托板，靠在老榆树粗粝的树干上。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在她身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怀里揣着的铜手炉，炭火早已熄灭，只剩一点微温。她看着眼前这鲜活流淌的市井画卷，心里却是一片冰凉的荒芜。

她知道，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在同一时刻的沈阳，宁静已被彻底撕碎。

与此同时，数千里之外，关外，沈阳。

夜幕早已笼罩了这座东北重镇。秋天的晚风带着寒意，掠过空旷的郊野。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铁轨在稀薄的月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四下寂静，只有秋虫偶尔的鸣叫。

突然，一声并不算特别剧烈的爆炸声，撕裂了夜的宁静！火光在铁轨处猛地一闪，随即腾起一股黑烟。一段铁轨被炸弯、扭曲。

几乎在爆炸响起的同时，早已埋伏在附近黑暗中的寇国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像嗜血的狼群般跃出。他们并非冲向爆炸点查看，而是毫不犹豫地将枪口和炮口，对准了不远处——华夏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

“哒哒哒——轰！”

枪声骤起，炮火轰鸣！宁静的秋夜瞬间被暴烈的战争喧嚣吞噬。火光映红了沈阳城北的天空，浓烟翻滚。北大营的华夏守军从睡梦中被惊醒，仓促间，有些甚至来不及拿起武器……

进攻是蓄谋已久的，猛烈而残酷。而借口，正是那一段被他们自己炸毁的铁轨，以及栽赃给华夏军队的所谓“挑衅”。

沈阳，这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在这一夜，被拖入了无边的战火与黑暗。占领，屠杀，掠夺……序幕已然拉开，而悲剧，将如山崩海啸般，向整个东北，乃至整个华夏蔓延。

上海，老城隍庙后头，秋阳正好。

一个穿着绸缎马褂、看着像小商人的顾客走过来，指了指木托板上的“哈德门”：“来一包。”

陈醒机械地取烟，收钱，找零。手指触到冰凉的铜板，毫无真实感。

那顾客拆开烟，点燃，吸了一口，满足地吐着烟圈，随口对旁边的同伴说：“这天气，倒是适合去‘大世界’白相相。”

同伴笑道：“你啊，就晓得白相。听说‘大世界’新来了个杂耍班子，耍猴戏耍得交关好。”

两人说笑着走远了。

陈醒望着他们的背影，又望望湛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熙攘的、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群。

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她吞噬的孤独感和荒谬感，席卷了她。

她知道天塌了，就在北边。而这里，人们还在讨论天气、黄鱼价钱、猴戏。历史的洪流与个体的日常，就这样被切割成两个完全隔绝、无法互通的平行世界。她被困在这个知晓未来的孤岛上，看着周遭的“正常”，仿佛一个清醒的梦游者，目睹着一场盛大而残酷的哑剧。

时间，在平静的煎熬中，缓慢地爬行。

午后，阳光愈发和煦。陈醒的生意比上午好了些，卖出去几包烟。她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观察顾客，计算铜板，用最平常的态度应对。只有她自己知道，每过一刻钟，她心里的钟摆就朝着那个已知的悲惨结局，更靠近一分。

傍晚，她收摊回家。

弄堂里，炊烟袅袅。女人们在灶披间忙碌，锅铲碰撞，饭菜的香气弥漫。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笑闹。赵奶奶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就着最后的天光缝补一件旧衫，嘴里哼着不成调的绍兴小曲。

一切依旧安宁，琐碎，温暖。

陈醒走进家门。母亲正在盛饭，大姐在摆碗筷。父亲还没回来。

“醒儿回来啦？今朝哪能？”母亲问。

“还行。”陈醒放下木托板，洗了手。

晚饭时，父亲回来了。他脸色比早晨更沉，眉头锁得紧紧的，一言不发地吃饭。母亲和大姐交换了一个担忧的眼神，也没敢多问。

陈醒知道，父亲可能在外面听到了什么更确切的风声。车夫们消息灵通，尤其是这种大事，即使还没见报，谣言也早已像野火般蔓延。

饭后，父亲破例没有立刻去墙角蹲着或躺下，而是坐在桌边，拿出旱烟袋，慢慢地、一下一下地磕着烟灰，眼睛望着门外渐浓的暮色，不知在想什么。

夜幕，终于完全降临。

弄堂里亮起了零零星星的、昏黄的灯火。无线电的声音从某扇窗户里飘出来，咿咿呀呀地唱着软糯的沪剧。远处租界的霓虹，将一小片天空染成暧昧的紫红色。

陈醒坐在自己的小书桌前，没有点灯。她就在黑暗里坐着，面对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小弟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大姐在铺床。母亲在里间轻声和父亲说着什么，声音低得听不清。

时间，走到了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

上海，睡着了。或者说，假装睡着了。

而在东北，沈阳，火光与鲜血，正在染红这个注定要被刻入民族记忆的夜晚。

陈醒闭上眼睛。

她知道，明天清晨，当卖报的童子嘶哑着喉咙喊出那个标题时，这虚假的平静，将被彻底击得粉碎。历史的巨轮，将碾过无数如她这般渺小个体的命运，轰然向前。

而此刻，在这最后的宁静里，她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那一声注定要来的、响彻云霄的惊雷，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窗外，秋风又起了，掠过弄堂的屋瓦，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遥远的、悲恸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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