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疫情来了
三月底，鹿城的风开始变软。
张川站在国道边那间一千平米的仓库门口，钥匙在指尖转了一圈。铁皮门推开时发出沉闷的摩擦声，积了一冬的灰尘在阳光里浮起来。
口罩，白醋，消毒液，像一排沉默的哨兵。
他走进去，脚步声在车间里回荡。
四月三日，报纸上开始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字样，豆腐块大小，夹在天气预报和体育新闻之间。
四月七日，广东成为新闻联播的关键词。
四月十二日，鹿城发现第一例输入性疑似病例。
四月十三日，全市进入紧急防控状态。市长电视讲话，用的是“非典型肺炎”这个正式名称。口罩在药店的柜台上开始变少，白醋的价格标签被营业员用记号笔划掉重写，84消毒液需要托关系才能整箱拿到。
四月十四日，张川给巴图打电话。
“队长，你在队里吗？”
“在。”巴图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有事？”
“给您送点东西。”
他开了那辆切诺基——后座和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先去的队长家，卸下两箱口罩、十箱消毒液、二十桶白醋。
巴图站在单元门口，看着那几箱东西，沉默了很久。
“你什么时候囤的？”
“年前。”张川把最后一桶白醋搬下车，“固阳那个种菜的大棚，顺便认识个做医疗器械的。”
巴图没再问。
他抽出一只口罩，对着光看了看，三层，熔喷布夹层，正规厂家。他点点头。
“多少钱？我给你。”
“不用，你赶快联系，看往哪送了。”张川盖上后备箱，“队里兄弟还有支队长、师傅那边，我都要送。您帮我打个招呼，别让人堵在门口问东问西。”
巴图看了他一眼。
“行。”
四月十五日，张川从早跑到晚。
支队长家。师傅家。高娃租的房子楼下。刘强父母家。老郑父母家。爷爷奶奶那栋老楼，他把东西扛上三楼，奶奶开门时愣了三秒，然后拉着他手往里拽。
“你这孩子，这东西现在多金贵，你自己不留着……”
“我还有，奶。”
他挣开奶奶的手，把东西码进储藏间。
晚上六点半，小姑家。
开门的是姑父，看见门口那几箱口罩、白醋和消毒液，没说话，侧身让开道。小姑从客厅探出头，难得没有咋呼，只是看了他几秒。
“你库里还有多少？”
“不多了。”
“够你自己用吗？”
“够。”
小姑点点头，没再问。
四月十六日，鹿城正式“封城”。
九门落锁。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高速路口，全部设卡。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公交车跑着空车，透过车窗能看见司机戴着两层口罩。
刑警支队全员战时状态。
张川的切诺基后备箱空了。仓库里那批物资，送出去九牛一毛——同事、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他门上的人。
剩下的，他联系了七家批发商。
不是不想零售——零售利润更高。但他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时间。疫情前线，刑警队全员在岗，他要值班、要出警、要跟着巴图去各个卡口巡查。网吧关门歇业，左来带着几个网管住店里守着。成人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办公桌抽屉里，还没顾上去函授站报到。
四月二十日，最后一批货出库。
买家是呼市一家连锁药房的采购经理，四十来岁的女人，戴着N95，隔着三米远跟他谈价。最后连本带利，张川到手1000万。
她问还有没有货，张川说没了。
资金到账那天晚上，他坐在车里，看着手机银行那条入账短信，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比他过去二十年见过的加起来还多。
他把手机扣在副驾座上。
窗外，昔日繁华的钢铁大街空无一人。只有警车偶尔驶过，红蓝灯光无声地旋转。
四月二十二日，巴图在晨会上宣布：刑侦支队全员编入全市疫情防控突击队，24小时备勤，吃住在单位，非紧急情况不得离岗。
张川回家收拾换洗衣物。母亲站在玄关，看着他往旅行袋里塞剃须刀和充电器。
“你那个网吧……”
“关门了。”
“那些货……”
“卖完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
“钱够花不？”
张川拉上旅行袋拉链。
“够。”
他走到门口，换鞋。母亲还站在玄关，手里攥着一条没拆封的围巾——那是年前织的，藏蓝色，原本打算春节给他。
“妈，我走了。”
“嗯。”
他没有回头。（各位兄弟们，一定要生一个小棉袄）
四月二十五日，全市确诊病例上升至三十二例，疑似病例过百。
刑侦支队办公楼成了半个作战指挥部。巴图的办公室里支起行军床，烟灰缸每小时要倒一次。走廊里跑动的是戴三层口罩的技术员，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打印机吐纸的声音像机关枪扫射。
张川和刘强、吴日娜分到同一个卡口班次。
吴日娜第一次穿防护服，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刘强在旁边憋着笑帮她弄了半天。换好之后，她低头看着自己臃肿的白色身影，沉默了三秒。
“像不像企鹅？”
刘强终于笑出声。
张川没笑。他站在卡口边上，看着远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呼出的热气糊在护目镜内侧，擦掉，又糊上。
四月二十八日，流调任务下来。
一名确诊患者曾在发病前去过昆区某大型超市，需排查密接者四百余人。刑侦支队抽调二十名民警，配合疾控中心开展轨迹核查。
名单摊在会议室长桌上，每人领一叠。张川分到三十七个名字，全是陌生电话和模糊住址——城中村、出租屋、群租房。
他打了三十七通电话，上门找到二十九人，强制隔离落实十七人。
其中一户，开门的是个七岁女孩，父母都在隔离点，她一个人在家待了三天。张川联系社区安排专人送饭，平时多照顾一下。临走时女孩趴在门缝里问他：“叔叔，我爸妈会死吗？”
他说不会。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五月二日，鹿城连续七天无新增病例。
五月四日，首批封控区域解封。
五月六日，网吧恢复营业。左来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川哥，开门了。”
“生意怎么样？”
“没人。街上都没人。”
“会好的。”
五月十日，全市中小学复课。小雪戴着妈妈缝的布口罩去上学，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把口罩扔进门口专用垃圾桶，然后洗手，洗三遍。
五月十五日，非典疫情正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刑侦支队从战时状态解除，全员分批补休。张川排在第三批，轮到他的那天，他没回家开始补觉。
五月底，疫情平稳。
六月初，省厅表彰文件下达。
张川是在晨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巴图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那份红头文件，念得很慢。
“鉴于鹿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在非典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警投入、昼夜奋战，圆满完成流调溯源、卡口查控、涉疫案件打击、突发事件处置等各项急难险重任务，无一人退缩、无一人感染、无一案积压——经省公安厅党委研究决定，拟为刑侦支队申报集体一等功。”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然后是掌声。
张川坐在第三排，跟着鼓掌。他看见巴图把文件放下时，手指在桌沿上搭了几秒。老刑警的手，稳了一辈子，那一刻微微有些抖。
散会后，刘强凑过来，压低声音。
“川哥，你说咱们能批下来吗？”
“能。”
刘强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张川没回答。
他走到窗边。六月阳光白晃晃的，把窗台上那盆绿萝照得发亮。
他想起前世。
2003年非典，刑警支队没有集体一等功。不是表现不好，是没有申报。那年全市公安系统都在忙着抗疫，等疫情结束，这份功劳渐渐被淹没在更急迫、更轰动的案子里——比如固阳那起四十二人死亡的投毒案，比如年底的严打行动。
等再想起来，已经是第二年春天。
“集体一等功”这几个字，在档案室里落了十年灰。
这一世，它不会再落灰了。
六月底，正式批复下达。
鹿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集体一等功。
表彰大会定在七月十日。张川接到通知时正在固阳出差，电话里巴图只说了一句话：
“回来领功。”
他挂了电话，站在固阳县城的街边，看着那块熟悉又陌生的招牌——“老马家面食店”已经换了新门脸，招牌漆成鲜红色，老板娘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女人。
四十二个人不在了。
但面食店还在。
七月十日，市局礼堂。
张川穿着熨过的警服，坐在第三排。台上，巴图代表刑侦支队接过那面锦旗，红底金字，烫着“集体一等功”五个字。
闪光灯连成一片白。
张川没看台上。
八月，疫情彻底结束。
鹿城恢复了三年前的节奏——街上人挤人，早点摊排长队，网吧包夜要提前三天预定。蓝鸟网咖的流水恢复到春节前水平，左来已经开始跟张川商量开分店的事。
他把分店计划搁在一边。
九月，中国刑警学院函授本科开学。
张川请了半天假，开着父亲那辆巡洋舰去呼市报到。成教处的老李还认得他，把学生证递过来时，说了一句：
“五年，很快的。”
他把学生证揣进内兜。
出门时，迎面碰上几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应该是新一届的函授生，眉眼稚嫩，说话声音都透着兴奋。其中一个问他：“师兄，领教材在哪边？”
他指了方向。
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影子投在地上。
他想起1996年，自己第一次走进警校大门。
那年他十八岁。
今年他二十四岁。
还有五年。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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